来稿作者：葛珮帆议员

9月3日早上8时，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奏国歌，国旗与区旗升起，警员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场默哀两分钟，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仪式不过十分钟，但这十分钟里站着的，不止是到场的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2月27日作出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了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英烈，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特区政府自2014年起每年在此举行官方仪式，这不是一次节令性的致敬，而是一个城市以国家意志的方式，把自己放进民族的记忆坐标轴里。

李家超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我们认清事实。”这句话的分量，要先读懂“事实”二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起十四年浴血，1945年取得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胜利不只是一页停战书，它更意味着一个曾在屈辱里挣扎的民族，重新获得了定义“正义”的话语权：谁侵略、谁抵抗、谁为苦难负责，不再是强者写、弱者认。立法确立9月3日纪念日，意义正在这里：纪念不是情绪宣泄，是把“胜利何以得来、和平何以可贵”以国家法律和全民共识固定下来，让后来者不必从头怀疑，也让人心里的敬畏有处安放。

香港在这部历史里从不是旁观者。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日据时期，英军投降、国民党军撤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挺进港九，成为唯一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农村游击、海岛游击、海上游击、城市游击，大小50多次战斗，毙伤日军百余名，营救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完成“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为盟军提供日军舰艇动向与情报网络，护送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1998年董建华将115名港九大队烈士名册安放于此供市民凭吊。

所以李家超讲“香港同胞亦与国家休戚与共”，不是修辞，是史实：这座城市的安宁从来不是孤立得来的，它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存亡连在一起。今天制服团队、青年代表站在仪式伫列里，要接住的正是这层认知——习焉不察的平稳日常，有人曾以命换过；你享有的“背靠祖国”，不是地理概念，是血与火里验证过的依存。真正的传承，是让历史可感也可证，既能在纪念花园肃立落泪，也能在档案里指给人看，侵略不是“争议”，是法庭判定、证据链闭合、国际共识。这才叫“认清事实”。

1946到1948年，梅汝璈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法官，远赴东京主持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判决书当中关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核心章节，正是由他亲手主笔撰写，以法律定格侵略史实，捍卫民族正义。梅汝璈留下那句“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句话今天听，一点不过时。军国主义叙事的回潮、历史虚无主义的话术、把侵略淡化成“摩擦”的企图，从来不是靠“我们都记得”就能挡住，得有人同时做两件事：情感上缅怀，证据上立住。仪式里的默哀是前者，全译本里的校对是后者，少了哪一面，记忆都站不稳。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诚意，既看肯不肯低头，也看肯不肯伏案。

回到香港此刻。由治及兴的路上，“国家安全”“法治根基”“爱国爱港”这些词之所以不是标语，正因为底下有历史逻辑。你先知道这片土地曾被外敌占领、同胞曾冒死抵抗、国家曾为你争回尊严，才懂为什么主权意识不是敏感，是底线。为什么社会稳定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人守出来的前提。李家超说：“把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转化二字正是关键。纪念不是终点，是校准，知道来路，才知道为什么有些原则不能退，有些价值不能模糊，有些团结不能轻慢。

从梅汝璈在东京法庭落下判决笔，到梅小侃在故纸堆里逐字核对；从港九大队游击队员潜伏望哨，到今天青年代表在纪念花园擡头看国旗升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场，守护的方式不同，分量一样重。记住胜利，是为了不让胜利被稀释，记住苦难，是为了不让苦难有重演的机会。这大概就是9月3日最该留下的东西，不是一天庄重，是一直清醒铭记历史。

作者葛珮帆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民建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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