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黎沛澄

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8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府腐败普遍存在，创下该机构20年调查以来的新高，较去年大幅上升10个百分点。数字高于过去15年间72%至79%的一贯区间。美国长期自诩“民主国家”，国民对美政府廉洁程度的信心，如今却低于绝大多数发达民主经济体。美国内政值得忧虑。

规范被逐步侵蚀
特朗普突破底线

要理解这个现象，不能单纯停留坊间“谁贪污了多少钱”的层次。哈佛大学学者史蒂文・李维兹基（Steven Levitsky）与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2018年合著《民主国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其中提出一个重要见解：现代民主制度的崩解，往往不是透过政变或宪法被公然撕毁，而是透过对于“规范”（Norms）的逐步侵蚀。即一些未被写进法律，却长期支撑制度良性运作的默契与惯例，被在位者一步步测试底线、悄然瓦解。

以特朗普第二任期为例，根据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方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估算，其家族透过总统职权相关的商业活动，在其任内首年便带来超过20亿美元的收益，若计入未变现的数位资产，估算金额更高达近100亿美元。特朗普在自己首任期曾以行政命令要求政府任命官员签署伦理承诺书，但第二任内并未颁布同等命令；他本人亦曾在政权交接期间拒绝签署一份要求其个人避免利益冲突的承诺书，并撤销了前任拜登所制定的官员伦理规则。而负责监督行政部门利益冲突的政府伦理办公室，自2025年2月特朗普解雇其正式主任后，逾一年来一直只由代理主任主持，未有委任经参议院确认的正式领导人，其监督职能因而受到批评者质疑受到削弱。这三者同时发生于同一任期之内。

未必触犯合法性
明显削弱约束力

这些行为本身未必触犯现有法律。一般政府雇员因利益冲突可被追究，总统本人却不受此限。制度性豁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合法”与“符合规范”之间，在位者选择不断试探界线，制度的自我约束能力便会被削弱。这正正解释了为何民调反映的“腐败观感”会急遽攀升。或许美国民众感知到的，并非单一司法意义上的违法事件，而是一整套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正在崩解。

若将视角从国内制度延伸至国际关系层面，信任赤字的意义更为深远。普林斯顿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长期论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稳固性不止靠军事与经济实力，更靠一种资产——正当性（legitimacy），而其中一个来源，正是美国作为“规则制定者”本身愿意受规则约束的示范效应。

影响国际正当性
盟友重估号召力

当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精英被普遍认为凌驾于本应约束所有公职人员的伦理规范之上，而国内近九成民众对此心知肚明时，这个国家对外倡导“良好治理”、“透明问责”的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华盛顿在国际场合批评他国治理不彰、要求盟友遵守某种行为标准时，其论述的分量，某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是否以身作则。

不过，这种信任赤字的成因本身亦具高度政治极化色彩。民主党支持者中认为政府腐败普遍的比例，由拜登任内最后一年的57%，跃升至今年的91%；独立人士的比例亦由2024年的78%升至今年的90%，升幅与民主党相近；相对之下，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则由2024年的87%，先于2025年回落至81%，今年回升至83%，变化幅度远小于另外两个群体。值得留意的是，盖洛普原始报告特别指出，正正是民主、共和两党数字趋于接近（民主党的91%仅略高于共和党的83%），而非单一党派带动，才令今年的89%创下新高。

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份民调数字本身有多高，而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无论属于哪个党派，能否重新凝聚起维护制度规范的集体意志。规范的侵蚀是渐进的，修复同样需要时间，以及选民愿意将此议题置于党派立场之上作出判断。一个总统可以豁免于法律条文的追究，却豁免不了民心的裁决，也豁免不了盟友对美国号召力的重新评估。

作者黎沛澄是新港青年会署理会长，国家安全教育地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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