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从吉隆之痛到全球之问——面对冰川灾害链亟需重构气候治理
来稿作者:区汉宗
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一带、海拔约5,200米的冰川发生冰岩崩,高位物质坠至4,000米上下,冲刷山体转为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高速推进约22公里,六至七分钟便直抵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这不是偶发山灾,而是冰冻圈失稳的链式爆发。
“亚洲水塔”已成高频灾源
吉隆之祸的可怕,不在单次雨量,而在“高位、高速、高温”三件事叠满。冰体从五千米级断口坠落,势能转动能,撞击沟道再裹挟冰碛、残雪、碎石和河水,形成高含沙、高流速的混合型洪流;外媒引述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奥尔顿·拜尔斯博士(Dr. Alton C. Byers)等专家称,若按约五亿吨级冰体估算,冻土支撑力下降可能是触发点,冰体下落与空气摩擦加速融化,洪流像“液态混凝土”一样沿谷线推进。
意大利佛罗伦斯大学尼古拉·卡萨利教授(Prof. Nicola Casagli)根据卫星图判断,事发前地表无明显前兆、上方未见明显冰湖,更像冰川内部裂缝与底冰融化共同导致的突然失稳。这说明传统“看湖、看雨、看裂缝”的山区防汛逻辑不够用了——冰岩崩可以无湖触发,冻土可以在看不见的深处先软掉。更麻烦的是跨境。源头在尼泊尔,通道穿界河,承灾体在西藏口岸,下游又回尼泊尔谷地。任何单边监测都只能看到半截过程;等泥头到口岸,预警视窗按分钟计。这正是高原边境防灾最残酷的地方:自然过程不认国界,而应急系统通常按国界建。
青藏高原已从“稳定水塔”变成“高频灾源”,吉隆不是孤例。1961年以来青藏高原升温显著快于全球,国家气候中心给出1961—2025年每10年约0.35℃;按三次冰川编目,面积由第一次约5.1万、第二次4.4万降至第三次3.9万平方公里,60年整体萎缩约24%,自90年代后加速,南部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喜马拉雅部分区段60年萎缩率约40%。冰川退不等于灾害少,反而先乱后枯:退过程中冰湖扩、冻土松、坡体含水多,冰崩、冰湖溃决、泥石流一起冒出来。
历史已经多次报警。2016年阿里阿汝53号、50号冰川先后冰崩,53号单体约7,000万立方米,九名牧民和数百头牲畜失踪;2018年藏东南色东普沟两次冰崩堵雅鲁藏布江,形成堰塞湖,威胁派镇、墨脱段;更早聂拉木樟藏布次仁玛错冰湖溃决,冲毁桥梁并外溢至尼泊尔逊科西水电。人民网援引最新资料,青藏高原现登记冰湖1.4万余个、总面积超1,100平方公里,南部边境喜马拉雅段仍在年均约1%扩张,高危冰湖清单已是社会治理问题而非纯科研问题。
有效治理需要的是在边境落地
“亚洲水塔”两重风险要分开讲。短期是水多,融水增量推高洪峰,冰湖一旦溃决,峰量集中、下游猝不及防。长期是水少,冰川是固态调节器,退到临界规模后夏季补不上、冬季放不出,长江、黄河、雅江、印度河、恒河等下游数十亿人依赖的枯水补给会衰减。也就是说,变暖先把人淹一遍,再把人旱一遍。
极地不是“别人的事”,高原与两极高相关。把西藏与南北极并列是对的,但论述要避免“都怪升温”一句带过。格陵兰2000年以来年均损冰约2,790亿吨,西南极思韦茨、派恩岛受暖洋从底部侵蚀,被称“末日冰川”;若思韦茨全失,海平面理论可升约65厘米,连带周边可到数米级。对西藏而言,极地消融不直接制造冰岩崩,但通过全球海气循环改变季风、改变高原夏季热力与降水极值,间接放大高位冰川的不稳定。极地冻土若释放甲烷、二氧化碳,又回灌全球升温,形成正回馈。高原灾害是区域承灾,极地变化是全域慢变量,二者在同一套气候系统里。
治理不能只写“减排”,还要写“边境可落地”。全球层面,《巴黎协定》近200方承诺自主减排,但执行长期打折。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等评估显示,按现有NDC(国家自主贡献,即各国向联合国递交的官方行动蓝图与承诺),本世纪可能升2.6—3.1℃,离1.5℃差距很大;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退群、撤IRA(《降低通膨法案》)补贴、放松化石能源,使多边资金与政治互信更弱。中国提出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比峰值降7%—10%、力争更好,单位GDP碳强度“十五五”继续下行,碳市场、MRV、绿电、光伏储能有工程能力;这应转化为对“全球南方”山地国家的早期预警、遥感共享、冰湖排险技术输出,而不仅是国内政绩。
应对跨境灾害要做对四件事
对喜马拉雅跨境灾害,更紧迫的是做四件事:
第一,建中尼—南亚冰川灾害联合编目。把5,200米级源头、界河沟道、口岸和尼泊尔谷地放在同一张数字孪生流域里,统一高程、冰厚、冻土温度、降雨、径流动态。吉隆这次从断裂到口岸仅六至七分钟,没有共享即时雷达和卫星,仅靠本国站网必然漏警。
第二,高危冰湖与冰岩区分级干预。对扩张快、坝体松散、下方有村庄口岸的冰湖,做人工溢流、排水隧洞、坝前疏浚;对像蓝塘里壤这类无湖也可崩的冰川,用InSAR看微形变、用冰温钻孔看底融、用地震信号做秒级识别。成都山地所、成都理工在冰岩崩震信号识别已有模型,应前置部署到边境合作站而非灾后才调。
第三,口岸与沟口做“退、避、硬”结合。0.7平方公里成平地,说明部分建筑离汇流线太近。重建不应只恢复原址,要按百年—极端冰湖溃决+冰岩崩混合情景重定退让线;桥梁、供电、通信走高位备份,口岸仓储和人员密集功能避开直线沟道。
第四,把气候资金用于“适应”而不仅是“宣传”。UNEP估计发展中国家适应资金缺口达数千亿级,高原边境买卫星、养监测员、做社区演练,比会后宣言更能救命。中尼可试点“跨境冰川保险+联合搜救”,把中方遥感、尼方地面、第三方专家接入同一直播指挥链。
反思应该从哀悼到优化制度。吉隆灾祸数字背后,不是“天灾不可避免”一句可带过。气候变暖提供背景,工程与管理决定伤亡。过去我们习惯汛期防暴雨、旱季防融雪;现在要防“无雨也崩、无湖也溃、跨境秒到”。这要求科学从三次编目走到逐日预报,政府从国内防汛走到双边条约,全球从巴黎文本走到冻土与冰湖的现场投资。
冰川不会等人类达成共识。青藏高原每退一公里冰,就多几个潜在吉隆;极地每失一亿吨冰,就多几厘米海、多几分季风异常。真正的警钟是承认:高敏感山区已经进入失稳期,治理若继续同比度GDP和选举周期排优先顺序,下一次六分钟预警,仍会不够。把边境监测建起来、把冰湖排险做下去、把全球减排谈实在,才是对死者最基本的回应。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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