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硕红

近日接连发生的学生轻生事件，再次刺痛整个社会。根据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最新研究，香港整体自杀率虽然有所回落，但15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自杀率却显著上升，而部分个案更来自学业成绩优异的Band 1A学校，而过去10年，每10万名学生之怀疑自杀个案数目由2013年的1.4宗，逐步上升至2025年的4.5宗，反映学生自杀风险在过去十多年确实持续上升。这些数据提醒我们，学生自杀并非个别学生的问题，也不只是一次考试失利或适应困难所致。当愈来愈多年轻生命选择离开，我们需要问的已不再是“孩子发生了甚么事”，而是“我们是否正在为孩子建立一个能够安全成长、放心求助、容许失败的环境？”香港救助儿童会作为儿童权利组织，我们相信，每一宗悲剧背后，都反映着值得整个社会反思的系统性问题。

长期压力不仅来自功课本身

社会经常把学生自杀归因于学业压力。然而，功课、考试从来不是问题本身。问题在于孩子长期身处一个重视竞争、讲求表现和崇尚成功的环境。港大研究分析2022至2025年的相关个案，发现，近七成15岁以下自杀个案来自Band 1学校，反映即使是被外界认为的精英学生，同样面对精神健康风险。

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许多孩子习惯生活在比较之中，比成绩、操行、课外活动、升学去向……久而久之，他们学会追求成功，却未必学会面对失败。当孩子开始把成绩等同个人价值，每一次挫折都可能被放大成全面的自我否定，加剧整个自我崩塌的危机。

家庭是孩子成长最重要支柱

孩子的健康成长从来离不开家庭。当我们讨论儿童精神健康时，不应将家长视为问题的来源，而应视为孩子面对困难时最重要的支持者。

根据本会的儿童主导研究《听见孩子》，不少儿童表示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学业和成长期望，包括“希望做得更好”、“不要令父母失望”等压力。然而，这些期望背后往往反映的并非缺乏关爱，而是家长面对竞争激烈的教育和社会环境时所产生的焦虑与担忧。当教育制度、社会文化长期强调表现与结果时，家长同样承受巨大压力。

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支援家长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情绪需要，建立开放互信的沟通，让孩子感受到，即使遇到挫败和困难，仍然能够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孩子需要的不一定是完美的父母，而是一个愿意陪伴倾听、愿意与他们一起面对困难的成年人。

学校和教师亦是高压承受者

每当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公众经常会问：学校为何没有及早发现？为甚么没有人察觉？然而，在讨论责任之前，我们也必须看见学校和教师正面对的困境。

今天的学校已不再只是教学场所，还需要支援学生精神健康、推动价值观教育及生涯规划、照顾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处理校园欺凌、推动家校合作，以及回应各项行政和政策要求。随着《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学校亦需承担更多的儿童保护工作。与此同时，社会仍高度重视公开试成绩、升学表现及学校排名，令学校长期处于平衡学生福祉与学业表现的两难之中。

在这种环境下，教师自然成为承受压力最前线的一群。要孩子愿意向老师倾诉，关键在于信任。然而，信任关系需要时间建立，而老师往往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即使教师每天与学生相处，亦未必能及时察觉他们正经历的困难。加上近年教育界面对资深教师流失及经验断层，我们或许需由“要求学校做得更多”转向“支援学校做得到”，为教师提供足够时间、培训和专业支援。因为很多时候，当孩子愿意开口求助时，最先接住他们的，正是他们信任的老师。

当孩子不再向大人求助

本会上述的儿童主导研究同时发现，不少儿童面对情绪困扰时，会先向朋友寻求支持，甚至转向社交媒体寻找答案，而非向成年人求助。这未必因为孩子抗拒大人，而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任关系。透过本会提倡“儿童参与”的工作，我们最常听见孩子说的不是“请帮我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有人愿意先听我讲”。这提醒我们，预防悲剧不仅在于识别风险，更在于让每个孩子身边都有值得信任、愿意倾听的成年人。

要有效防止学生自杀，我们需要修补整个儿童成长生态系统。面对学业竞争、家庭期望与精神健康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成功的定义，将学生福祉、归属感和心理健康与学业表现同等重视，而非只以成绩衡量孩子的价值。教育局多年来一直提倡“促进学习的评估”，鼓励学校透过持续性评估、课堂表现及多元评核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而非过度依赖考试成绩。未来社会亦可进一步探讨提升持续性评估和学习历程的比重，减少单次考试对学生造成的高风险和高压力影响。

从四方面建立安全成长环境

家庭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推广正向亲职教育，协助家长以理解、陪伴和沟通取代比较和苛责，让家庭重新成为孩子最信任的避风港。同时，政府应持续投放更多资源支援学校，尤其在新学年初期增加校本社工、教育心理学家及精神健康专业支援，协助学生适应新环境及及早识别需要。

其次，需要为教师创造更多与学生建立关系的空间。政府及教育界应检视教师的工作量和行政负担，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与学生相处，及早发现孩子的情绪转变和求助讯号。此外，政府应加强准教师培训，在大学师资培训课程中加强儿童保护、精神健康识别、创伤知情介入及危机处理等内容，同时完善校内外专业支援网络，提升学校及早识别和支援有需要学生的能力。

同时，学校应建立具实证基础的朋辈支援机制。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他们往往最先向朋友而非成年人倾诉。因此，我们应装备学生掌握基本的聆听、关怀及转介技巧，让同侪成为连结老师、社工及专业服务的重要桥梁。

最后，我们必须重视儿童的声音。我们一直倡议，任何涉及儿童福祉和精神健康的政策，都应透过儿童咨询平台、儿童参与机制、焦点小组及儿童主导研究等渠道，让儿童参与政策制定和检讨过程。只有真正聆听儿童的需要和意见，才能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服务，为孩子建立一个安全、被尊重和愿意求助的成长环境。

作者黄硕红是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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