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之友｜叶广涛

生态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发展？如果发展只是让城市更亮、交通更快、消费更方便，却把污染和风险留给较脆弱的社群，或留给还没有能力发声的下一代，这样的繁荣，不能称为真正的进步。好的发展，应该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也让土地、水源、空气，以及其他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得以延续。

内地清洁能源正从边缘走向主流

气候变化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更热的夏天、更频繁的台风、更脆弱的水源和土地，都在提醒我们：大自然有其承载界限，环境代价也不会平均分配。讲生态文明，不是反对发展，而是要让发展同时照顾自然的承载、社群的公平和下一代的生活。

生态文明若要避免成为抽象概念，最终必须回到具体实践：一个社会如何使用能源、如何建设和运营城市、如何对待土地，最能看出它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地近年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观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案例。当然，内地仍面对庞大的能源需求和减排压力，煤电在能源安全中仍占重要位置，部分地区的产业调整也需要时间。因此，讨论中国的绿色转型，既不应简化为赞歌，也不能陷入否定。更重要的是看到：当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交通电气化和生态修复上持续投入，其经验与挑战本身，都会对全球气候行动产生实际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是光伏。30年前，太阳能发电仍是昂贵而边缘的技术；今天，它已成为改变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截至2026年7月底，内地太阳能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达1,286吉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国内第一大装机电源。2025年，内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合计达2.3万亿千瓦时，较上一年增长25%，最近更已接近整个欧盟一年的用电量。这些数字真正值得重视之处，不只在于规模大，而在于它显示清洁能源正从边缘走向主流，重塑能源供应的格局。

尤其是光伏和储能的搭配，当它们因技术进步、规模制造和供应链成熟而变得更便宜，便不再只是富裕社会或大型电站的选项。它们可以出现在偏远村落、工厂屋顶、学校、停车场和小型社区；在电网薄弱、收入较低的地方，也可能提供更可负担的清洁电力。对许多人而言，能源转型不是抽象的发展议题，而是夜里能否有稳定照明、农产品能否冷藏、孩子能否在更好的条件下读书。当清洁能源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取，它改变的就不只是能源结构，也是一个家庭的日常和一个社区的未来。

然而，新能源要真正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扩张速度和产出规模，也必须经得起全生命周期检验。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动力和储能电池，终有退役的一天。官方曾估算，到2030年，国内退役光伏组件累计规模或达150万吨，到2040年更可能升至约2,000万吨。若这些材料能被有效回收，玻璃、铝、硅以及锂、镍、钴等关键资源便可重新进入产业循环，减少废弃物，也降低绿色转型对原生资源的依赖。可再生能源不应只是替代旧能源，而应推动一套更节制、更循环的生产与消费方式。

丹麦让可再生能源融进日常生活

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单一模式。中国以规模和制造能力推动成本下降，欧洲一些国家则以制度设计、能源效率和社区参与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以丹麦为例，这个国家并没有内地那样的土地和市场规模，却很早就在风电、区域供热和社区参与方面形成成熟路径。国际能源署资料显示，丹麦的电力结构中，风电、生物能源、太阳能三者合计超过80%，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占比最高的电力系统之一。不少城市还透过区域供热、热泵、储热和跨境电网，把可再生能源更好地整合进日常生活。

丹麦的启示不在于每个地方都要照抄它的模式，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提醒：绿色转型不只是装机容量的竞赛，也需要制度设计、社区信任和能源系统的精细协调。不同地方有不同条件，但方向可以相通。技术要能落地，政策要能持续，成本要有合理分担，成果也要让普通人用得上、感受得到。气候行动若只是少数专家、政府或企业的工程，难以长久；它必须最终进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新的公共安排。

生态文明不只关乎能源和减碳，也关乎土地、水源和其他生命。绿色能源转型处理的是人类如何取用自然的力量，生物多样性则提醒我们：大自然不只是资源来源，更是人与万物共同依存的生命系统。对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而言，风沙不是抽象的环境问题，而是关乎能否耕作、放牧、安居，以及下一代是否仍能留在家乡的现实命题。

中国始于1978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横跨西北、华北和东北多个省区。官方资料显示，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至2023年的13.84%。但真正的修复不能只看土地是否“绿起来”，更要看生态系统是否有能力涵养水源、保护土壤、连通栖息地，并让森林、草原、灌丛和湿地各归其位。低碳转型若忽略土地承载、物种栖息和地方社群的生计，仍难以持久；真正要回答的，是如何在发展之中守住生物多样性与生命系统，让脆弱环境中的人也有继续安身立命的可能。

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气候行动不应只以一地的土地条件或减排指标来理解。能源转型、生态修复、气候适应和环境公义，往往需要跨地域的资源配置与制度协作。香港当然需要做好自身减排，但其责任与能力不应只由本地土地面积或装机规模来衡量。香港土地有限，难以承载大型绿能基地和大面积新能源部署；但凭借国际金融中心和专业服务平台的优势，香港仍可把资本、专业服务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支持更大范围内真正有效的绿色转型。

香港应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独特角色

换言之，香港不应只讨论自身如何减碳，更应思考如何以国际金融中心和专业服务平台的角色，支持更大范围的气候行动。内地在光伏、风电、储能、电动交通和生态治理方面，已形成庞大的技术、产业和应用场景；香港则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善的法律制度、风险管理、资讯披露和国际投资者网络。若两者能更好结合，香港便不只是绿色金融产品的发行地，而可以成为连接绿色技术、长期资本和国际标准的重要枢枢，引导资金流向真正减碳、保育自然、提升社区韧性的项目，进一步巩固其作为绿色金融中心的影响力。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不是要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提醒我们，一切发展都不能脱离自然与万物自身的规律。今天，气候变化、生态退化和资源约束已不能再等；从可再生能源到生物多样性，从生态修复到绿色金融，都在提醒我们：发展不能只看眼前的效率与增长，更不能把便利留给今天、把风险留给弱者与未来。真正的繁荣，应是把仍可依靠的空气、水源、土地与生命网络交到后人手中，成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承诺。

作者叶广涛是香港地球之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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