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赖泳恩

大学生“走堂”，从来不是什么新闻。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一间大学连“学生是否真的坐在课室里”都无法确定时，点名制度究竟还剩下什么意义? 近日中文大学一门课程，被指要求学生以微信扫码并开启定位签到，事件由校园内部争议升级为媒体报道，甚至惊动私隐专员公署。表面上，这是一宗关于点名工具是否侵犯私隐的技术风波。但若仅止于此，便完全错失了问题的核心。真正的荒谬在于：学生证明自己在课堂现身，竟会被视为一项需要被监管的私隐风险，而制度本身对“不在场却能签到”的结构性漏洞，却长期被默许甚至视若无睹。

大学欠缺可靠出席核实机制

中文大学其后澄清，相关做法属个别兼职导师自行采用非官方系统，学系得悉后已提醒改用大学正式平台。这项澄清恰恰揭示了问题的深层次所在：争议并非源于某位导师偶然越界，而是源于大学长期欠缺一套统一、可靠且具正当性的出席核实机制。当官方制度本身漏洞处处，个别导师自然会各师各法，尝试以“最顺手”的方式填补制度空白，应对愈趋严重的“走堂”现象。微信扫码与定位签到，只是这个制度真空下浮现的一个症状，而非真正的病因。

要理解当中的矛盾，必须先直视现行点名制度的重大漏洞。不少大专院校采用二维码签到，但二维码可以截图、转发，学生毋须身在课室亦能完成签到。有学生甚至在开学时准备两部手机，其中一部专门放在课室内代为扫码。只要有人把二维码传出，或由他人代劳在课室范围内完成扫码，签到便可能成立。换言之，问题从来不在于学生是否有权缺席，而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具备核实“出席”真实性的能力。当一个制度只能记录“有人签了到”，而不能确认“这个人真的在场”，它便不是在维护问责，而是在制造问责的幻觉。

涉事导师在学生提出关注后，改为提供纸笔签到的选项，并表示学生仍可使用微信扫码，但必须开启定位装置。相关转变，正好凸显制度的核心缺陷：若纸笔签到同样只依赖学生自行填写，而缺乏即场核实，则无论采用哪种工具，代签与补签的空间依然存在。科技从来不是问题的根源，制度设计才是关键。当点名只求留下“一笔纪录”，而非确认“个人在场”，任何工具都难以杜绝造假。更讽刺的是，越是试图以科技补救制度缺陷，越容易陷入另一种困境：以侵犯私隐的方式换取表面上的出席证明，结果既无法真正堵塞漏洞，又令学生对制度产生更深的疏离与不信任。

出席率不应只是行政表演

出席制度之所以存在，是为保障教学互动、维持评核公平并强化学习问责。若学生不在课室却仍能成功签到，受损的不仅是课堂秩序，更动摇整体学术诚信。准时出席、认真参与的学生会因制度漏洞而处于不公平位置。教授亦难以依据出席纪录判断学生的投入程度。更严重的是，当学生发现签到可以轻易代劳，他们从中获得的讯息便是：形式可以凌驾实质，程序可以被绕过，责任可以外判。这与大学应培养的诚信与自律精神，正好背道而驰。更大的问题在于，若毋须上课亦能顺利通过课程，那么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究竟何在？难道未来大学授予的学位都要附上一个“自修”的注脚？

因此，问题从来不在于“学生为何可以走堂”，而在于“制度为何容许不在场的学生完成签到”。要真正堵塞漏洞，大学应统一采用官方点名系统，确保数据收集合法、必要且透明。同时全面检视出席政策，使点名与教学目标紧密扣连，而非流于行政程序。至于以二维码、定位或其他科技进行的签到，亦应加入更严谨的核实机制，例如课堂内随机确认、分段签到，或结合课堂互动纪录，以减少代签与转发二维码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正视一个根本问题：出席率不应被视为独立的评核指标，而应被理解为教学互动的副产品。若课堂本身具备足够知识密度与思辨张力，学生自然愿意出席；若课堂只是照本宣科、行礼如仪，则再严密的点名制度，也只不过是强迫学生坐在课室里发呆，对学习毫无裨益。

归根究柢，若出席制度只能证明“有人签了到”，而不能证明“这个人真的在课室”，它教给学生的便不是问责，而是如何规避问责。香港的大专院校并非学店，绝不是只要缴付学费便可轻易取得文凭的地方。若连上课都不愿意的学生仍选择留在大学，问题便不在学生，而在制度本身。大学是受特区政府资助的公共教育机构，绝不可能容许“只要文凭、不愿上课”的情况成为常态。大学若要维护学术诚信，不能只靠科技包装，而须从制度设计与教学文化入手，让学习机会真正留给愿意投入、愿意学习的人。否则，再先进的点名系统，也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行政表演，而大学所失去的，将不仅是课堂的秩序，更是整个学术社群的尊严与公信力。

作者赖泳恩是执业律师，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上诉委员会（房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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