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林南川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四项具体环境目标：到2030年，零碳能源占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由2024年的25%提高至30%；碳强度累计降低约32.5%；PM2.5年均浓度由每立方米15微克降至14微克以下；水质指标达标率则由逾88%提高至逾90%。有年份，也有数字，当然比只有方向进了一步。

问题是，这四项指标仍像四张分开填写的成绩表。国家“十五五”规划已把绿色发展置于产业、能源、科技和城市转型的核心，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香港的绿色内容却主要留在环境章节；到了北部都会区、人工智能、新型工业化和重大基建，绿色转型便退到背景。这不只是少订几项环保指标，而是尚未把生态文明化为发展战略。国家已经换轨，香港不能只在原来的列车上添几幅绿色装饰。

能源规划停留在数字比例

以能源为例，香港提出2030年零碳能源占发电燃料组合30%，却没有交代其中多少来自核电、跨境可再生能源、本地太阳能或其他来源，也未为储能、智能电网、需求响应和绿电交易订下阶段目标。国家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则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约65%，发电量占比达50%，成为电力装机和电量供应的“双主体”。这不只是增加风电和光伏，更要同步改造主网、配网、储能、微电网和电力市场，使大量而波动的可再生能源接得上、送得出、用得掉。

香港的“零碳能源”与国家的“非化石能源”口径不同，不能简单排位。真正的差距在于，国家已由一个能源比例走向整套电力系统的改造；香港仍停留在30%这个数字，未有说明电力系统将如何转型。沙岭数据园区预计于2029年或以前投入营运，日后将支撑香港算力增长。电从哪里来，排放如何控制，理应与算力放在同一张蓝图上。

跨部门各自为政妨碍蓝天目标

空气质素也一样。香港把2030年PM2.5年均浓度目标定于每立方米14微克，仍高于新加坡的12微克和首尔的13微克目标，距离世界卫生组织10微克的下一阶段目标及5微克的最终指引值更远。香港2030年准备到达的地方，部分亚洲城市今天已经写进政策。

更根本的问题，是规划没有把空气污染与能源、交通、航运和公共健康一并治理。燃煤和燃气发电、道路车辆、船舶燃油及工业活动，既排放二氧化碳，也直接产生悬浮粒子，或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形成PM2.5的前体物。减煤、车辆电动化和清洁航运，本可同时减污和降碳。

国家正由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并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治理共同的污染源头。香港若仍由不同部门各守一项指标，政府可能填满了几张表格，城市却没有完成一次转型。

气候适应与自然保育缺乏全面布局

自然保育和气候适应也有相同问题。国家已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和由17个部门共同制定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并逐步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离任审计和生态损害终身追责制度。

香港仍主要计算保护区面积，又往往把气候适应看成渠务、斜坡和海岸工程，没有说明要修复多少退化湿地、恢复哪些受威胁物种，也未把气候风险全面纳入土地、医疗、供电、保险和产业布局。这些问题看似分属不同政策局，其实共同决定香港未来的发展成本和安全边界。

北都不能重走数码港旧路

北都承载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产业区、北都大学城和沙岭数据园区，是香港数十年一遇、可以从规划源头重造城市和产业根基的机会。若能成功，它可能改变香港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结构；若只是把传统工商园区、住宅和道路放大重建，日后便只能付出更高代价补救。

数码港的经验值得警惕。它原本承载香港把握千禧年前后数码经济浪潮的期望，早年却长期被质疑地产成分盖过产业培育，未能充分把握那一轮数码化机会。北都不能再让产业愿景被土地开发吞没。

北都产业区应定位为零碳园区

国家已提出在“十五五”期间建设约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建设名单亦已公布，其中广东有汕头濠江产业园区和湛江临港经济区。入选园区仍须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才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园区，但国家的方向、标准和工程已经启动。

深圳未在首批52个国家名单之内，却另行建立市级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制度。深圳计划到2030年新建100个试点，涵盖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企业和乡村。2026年公布的首批24个深化试点中，有7个属园区类别，包括罗田水厂、庙角岭水厂、飞驰智能科技产业园和深国际智慧物流港等。

这7个并非国家级零碳园区，而是深圳自己的市级试点。然而，这恰好说明国家与地方两条线都已经开动：上有国家建设名单，下有城市分类试验。一河之隔，目标、标准和项目已落到纸面和工地；香港却尚未把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或沙岭数据园区定位为零碳园区。这不是要求北都照抄深圳，而是至少先对接国家已确立的转型方向，再利用香港的科研、金融、专业标准和国际联系走得更远。

借北都建设推动绿色产业升级

零碳园区也不等于在屋顶装几块太阳能板。北都应从规划第一天订立区域碳预算，按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采购绿色钢铁、低碳水泥和再生建材，并把超低能耗建筑、跨境绿电、储能、区域供冷、循环用水和零碳交通纳入基础设施。

碳核算不能只计园区直接排放和购入电力，也要涵盖建材、设备、物流和供应链所产生的范围三排放。否则，园区大门挂上“零碳”招牌，门外的钢铁、水泥和供应链仍在排碳，所谓零碳，不过是把帐目移到别处。

北都如此庞大的建设，本身也是一张足以改变市场的订单。政府和大型发展商若以严格标准形成稳定需求，便可带动本地建筑、工程、能源管理、碳核算、材料认证和专业服务转型，培育一批能够进入内地及亚洲市场的绿色企业。

因此，北都不应只是绿色技术的使用者，也应成为香港绿色产业的试验场和成长土壤。这不是在发展之上另加一笔环保成本，而是借一次大规模城市建设，推动全港产业升级，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齐步向前。

沙岭数据园区尤其应公布用电效率、用水效率、零碳电力比例和废热利用要求。充电桩、光伏、储能、数据中心备用电源和可调节负荷，也可连成微电网，由虚拟电厂统一调度。北都需要的不是一件件互不相干的新设备，而是一套彼此配合的新型城市能源系统。

保留湿地作防洪设施

北都也不能以发展为名，侵占或割裂米埔内后海湾拉姆萨尔湿地、塱原、南生围、三宝树，以及新田和落马洲一带的鱼塘、泥滩与河道。它们不是等待发展或事后补偿的空地，而是后海湾生态网络的一部分，可以滞洪、调节雨水、纾缓热岛效应，也是候鸟觅食、栖息和补充体力的地方。

北都应建立生物多样性基线和自然资产帐，把湿地修复、河道自然化、生态廊道和防洪工程放在一起规划。重大发展须依循避免、减少、修复，最后才补偿的次序，至少做到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最好的防洪设施，有时不是多筑一道墙，而是保留一片本来就在吸纳洪水的湿地。

这一点在海平面上升下尤其重要。香港天文台推算，在甚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2100年香港平均海平面可能较1995至2014年的平均水平上升0.57至1.08米。这还未计风暴潮、极端暴雨和内涝同时出现时的复合风险。（作为参照，纽约市已把2100年最高约1.9米的海平面上升纳入沿岸韧性规划；新加坡则按2100年最高1.15米、2150年约2米作长远准备，若再叠加高潮和风暴潮，极端水位更可能升至5米。）

问题已不是海平面会否上升，而是北都会否把这些风险真正筑入地台高度、排水系统、关键设施选址、后备电力和保险安排。只按过去的气候或中位数设计，便等于把最昂贵的风险留给下一代。

零碳北都连接亚洲绿色转型

香港规划对绿色金融着墨不少，但下一步不能只计算发债金额和产品数量。政府应公布有多少资金真正进入清洁能源、零碳园区、建筑改造、气候适应和生态修复；这些项目减少了多少排放、节省了多少能源，又修复了多少栖息地。否则，很容易资金很绿，城市照旧。

北都可以为香港绿色金融提供一批看得见的实体项目。经核证的能源、建筑、碳排放和自然数据，可以支撑绿色贷款、转型融资、保险，以及绿色和蓝色债券。金融不再只在中环的报表上运转，而能进入北都的电网、建筑、湿地和产业链。

香港更重要的角色，不是与内地竞逐谁有更多新能源工厂，而是把国家的技术、制造能力、资本和标准，转化为东南亚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能够理解、融资、认证和采用的整体方案；同时把海外市场的实际需求、气候风险和治理经验带回国家。

首份五年规划不是终点。特区政府仍可在后续行动纲领和年度施政中，把绿色发展置于更高位置，并以零碳北都为旗舰工程，统筹能源、建筑、交通、产业、生态、韧性和金融。香港不应只做一扇展示国家成就的窗口，也应成为国家与亚洲绿色转型之间的双向桥梁。北都若能承担这项使命，它建造的便不只是一座新城，而是香港下一个二三十年的发展能力。

作者林南川曾在民间及国际环保机构工作，长期关注中国及亚洲的绿色转型。林南川为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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