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谢柏梁

大都会兴办大学城，是现代教育扩张与城市发展融合的常见模式，看似是整合教育资源、扩大办学规模、提振区域文教科创实力的捷径，只需土地规划、资金投入、政策推动，短期内即可成型落地。然而纵观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举世公认的顶尖名校，从非速成而立，而是历经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积淀，依托稳固的学术传统、独特的办学理念、大师引领的学风与持续稳定的资源积累，逐步获得口碑与地位。建大学城是政策层面的工程，可一蹴而就；建名高校是文化、学术、精神层面的长期修炼，旷日弥久。香港政府推出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规划，引发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深度探讨、适度担忧和合理化建议。

香港三大大学城建设顺应时代需求

香港规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座大学城，是顺应本地高等教育发展痛点、对接大湾区科创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具备极强的现实必要性与发展利好。长期以来，香港高等教育始终受制于土地资源稀缺的桎梏，八大公立高校校园狭小、空间拥挤，教学实验场地、科研配套设施、学生活动空间严重不足。多所高校受制于土地限制，无法扩建校舍、增设科研平台、拓展学科板块，前沿科研实验、跨学科教研、产学研融合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能力难以释放，成为香港高等教育迈向更高层级发展的最大瓶颈。

与紧张的土地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极为亮眼的高等教育实力。弹丸之地的香港，拥有港大等5所世界百强大学，名校密度高居全球前列，高等教育的基础实力、国际化水平、科研创新能力毋庸置疑。众多本地高校、专上院校仍在持续奋起直追，不断优化学科设置、强化科研团队、对接国际学术前沿，展现出极强的发展潜力。雄厚的教育底蕴与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强烈矛盾，现有校园空间早已无法匹配香港高校的发展速度与科创需求，扩充校园空间、优化办学布局成为香港高等教育突破发展天花板的必然选择。

此次规划的三座大学城各有明确定位、错位发展，遵循“一城五元素”的发展理念，整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五大维度。其中新田大学城聚焦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电子等新兴前沿领域，对接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资源，打造香港科创核心枢纽；洪水桥大学城主打智能制造与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育，联动周边数码科技枢纽与产业园区；打鼓岭大学城融合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文娱生态，构建多元化教育发展空间。三家鼎立的北都大学城能有效解决香港高校校园狭小、发展受限的刚性问题，为高校扩建校舍、搭建高端科研平台、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充足空间，更能推动高校与大湾区产业深度对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巩固国际教育重镇的地位，为高等教育持续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可吸取内地大学城建设成败得失

本世纪以来内地的大学城建设浪潮，也暴露出诸多深层问题，整体呈现“成功率不高、精品稀缺、利弊参半”的发展现状。政府主导、规划先行、集中落地，可快速完成土地征收、基建建设，形成院校入驻的恢弘气势。但多数项目仅实现了“院校聚集”的空间形式，并未达成“学术融合、名校崛起”的核心目标。

名校的核心竞争力从非来自空间聚集与政策堆砌，而是源于长期积淀的学术底蕴与办学内核。反观内地首个廊坊大学城，当初试图整合京津冀教育资源、打造区域教育高地，最终却因远离京城，脱离教育规律、资源匹配不足、学术氛围缺失、运营乏力，成为大学城盲目建设的失败案例。

华南地区的广州、深圳大学城利弊参半。广州大学城有效整合了省内重点高校资源，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师生规模扩容，为珠三角培育了大量基础人才，具备一定的积极价值。但同时存在院校同质化严重、学术特色模糊、顶尖科研成果匮乏、学术氛围浅薄等问题。深圳作为科创强市，大力推进大学城建设，引进国内外名校设立研究生院与科研平台，产业资源充足、资金投入雄厚，但同样面临办学历史短、学术积淀不足、师资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整体而言，速成建设的模式终究难以逾越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欧美名校集散不等于大学城模式

放眼全球范围，欧美、亚洲发达地区同样存在高校相对集中的区域板块，但从未照搬内地集中式、封闭式的大学城建设模式，更验证了名校发展不靠空间堆砌的核心规律。欧美顶尖高校的布局逻辑，从非政府主导的集中规划，而是学术自然积淀、师资自发聚集、产业配套自然共生的结果，名校与城市、乡镇深度融合，而非独立封闭的校园集群。

美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强国，拥有哈佛、耶鲁、史丹福、麻州理工等众多顶尖名校，其高校布局呈现“小镇办名校、学城融于城”的鲜明特征。许多顶尖大学并不坐落于超一线大都市，而是扎根于普通小镇之中。哈佛大学位于剑桥、耶鲁大学坐落于纽黑文、康奈尔大学地处伊萨卡，加州大学位于柏克莱，其实都是小市大镇。名校与所在镇市无边界融为一体，带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反过来，小镇安宁的环境、恬淡的氛围、淳朴的民风，又为高校潜心办学提供了优质土壤。这种自然生长的教育布局，与人工规划的大学城有著本质区别。

欧美高校也有相对聚集的学区，但核心优势在于学术氛围的自然沉淀、师资资源的自由流动、办学个性的充分释放，而非基建规模的宏大与院校数量的众多。这些区域尊重高等教育的自由联姻，容许高校逐渐积淀、持续迭代。那种速成模式下重空间、轻内涵，重规模、轻品质的大学城，最终只能形成普通教育集群，人工规划的大学城只是群体的集中和空间的堆砌，自然生长的学术集群才是文化河海的沉淀、求其友声的靠拢与学术沉潜的乐园。

建城易建校难速成思维难育名校

之所以“建大学城易，建名高校难”，根源在于两者的建设主体、发展逻辑、积淀周期、核心支撑完全不同。大学城的建设，是一场多方共赢的短期利益工程，契合多方主体的短期诉求，因此能够快速落地、高效成型。

从参与主体来看，地方官员追求政绩显性化，大学城体量宏大、外观亮眼、落地快速，能够快速彰显城市教育发展成果，成为政绩亮点；政府需要强化公共治理权威、优化城市发展形象，大学城作为重大公共基建项目，能够拉升城市定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彰显政府治理能力；投资商与承包方以逐利为核心目标，大学城建设涉及土地开发、基建施工、配套商业运营等诸多环节，资金体量大、获利空间充足，具备极强的商业吸引力。

但顶尖名校的培育，从非短期工程与利益工程。其一，顶尖名校大多拥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多数顺应工业革命前后的时代浪潮诞生成长，历经学术迭代、文化积淀、人才传承，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办学传统，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声誉。其二，不同属性的名校拥有稳定可持续的资源支撑，私立高校依托社会名流、校友群体、专业基金会的持续捐赠与长期投入；教会高校依托宗教机构的迭代拨款，办学根基深厚；公立高校依托完善的教育专款规制与难以撼动的办学传统，保障办学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所有顶尖名校都拥有不可复制的学术灵魂。一是大师治学、名师授课的核心传统，以顶级学者引领学科发展、培育优质人才；二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校园风气，尊重学术规律、包容学术探索；三是独立鲜明的办学个性，不随政策更迭、官员好恶而改变。政府可以为高校锦上添花，通过资金、土地、政策支持助力高校扩张发展，但很难为高校雪中送炭，无法速成学术传统、校园风气与办学品格。

新建大学城仍有隐忧须注意四点

虽然北都大学城建设具备明确的现实利好，但诸多深层、长远的发展隐忧，从长远看还是值得警惕。

其一，人口基数持续下滑的长期隐患。全球已步入少子化、低生育率时代，未来高等教育生源整体呈现收缩趋势。内地已经出现扩建大学城后教育资源与生源需求的错配，台湾、日韩的大学关闭潮日趋明显，香港长远来看同样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

其二，精密科研仪器资源分配失衡。现代高等教育与科研发展高度依赖高端精密仪器设备，此类设备造价高昂、运行维护成本极高。大学城集中多所院校后，容易出现高端设备重复采购、闲置浪费，或是资源被少数院校垄断、多数师生难以共享的问题，非但无法实现真正的优化配置，反而相互牵制，制约前沿科研。

其三，大学城规划的核心亮点之一是校际资源共享、跨校选课、学术互通，但在实际运行中，不同院校的教学体系、考核标准、学分认证规则参差不齐，跨校选课的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学分互认的公信力不足，极易出现形式化共享、实质性割裂的问题。

其四，校园与社区割裂，加剧学生心理困境。传统大学城多为封闭式校园集群，将大学生群体与城市原生社区人为剥离，形成相对封闭的学生圈层。这种隔离模式导致学生脱离真实社会场景、人际交往单一，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学习环境中，容易产生孤独、焦虑、迷茫等负面情绪。封闭式大学城的学生心理忧郁比例、自杀率普遍高于融入城市社区的开放式校园。

建议新的大学城除了引进本港优质大学之外，还可引进内地、日本与欧美的世界百强大学。港校目前是成批量北上，从深圳到上海大展宏图，当然硕果累累，但是内地名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百强高校南下办学的齐整阵营，这也构不成平等的对话和深刻的学术交融。

再如上海的纽约大学，昆山的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在内地和国际上知名度极高，有的学科甚至还刷新并超越了校本部的专业高度。如果香港的三所大学城始终停留在固步自封、内部消化乃至各抢地段、自我陶醉的情形下，这就有悖于国际化教育大都会的基本内涵与发展前景。建议在新的大学城中择优引进欧美百强大学，这才是香港高教国际化的应有胸襟和引领全球学术科技的博大胸怀。

国家教育部5月底公布了2026年度中外合作办学获批项目（含内地与港澳台合作）共174项，北都大学城正是快马加鞭、广纳“百强”，引进本港、内地与全球头部高校的最好契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香港成为全球教育高地，此其时也。

大学城建设，通常是建城易、建校难，扩容易、铸魂难。但如果打开思路，广纳名校，香港有望成为全球大都会之林中，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包容者和领先者。香港高校历经跨世纪国际化积淀，积累了优质的师资资源、自由的学术氛围和鲜明的办学特色。本港、内地和全球优质高校的汇聚，从非单纯的国际人才培育基地，更是思想创新、学术突破、价值引领的核心载体，这样才能在大学城规模扩张的基础上，真正培育并集合起屹立全球、薪火相传的顶尖名校，不仅体现出香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更承担着服务国家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使命。

作者谢柏梁是香港紫荆书院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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