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礼贤医生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2026–2030年）与施政报告同步出炉，其医疗篇章架构严谨、目标清晰，是整份规划中最具系统性与宏观视野的板块之一。细阅其战略蓝图，不难发现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上展现了近年少见的战略决心，既有局部体制的优化，亦有产业格局的突破。然而，一套具备前瞻性的蓝图能否转化为实质的社会治理效能，关键仍在于“精准落地”与“社会公平”的双重考验。

从预防、产能到国际化的大格局

首先，公共卫生战略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预防为先”的结构性转向，值得高度肯定。规划明确要求在五年内全面落成全港18区地区康健中心，目标服务累计达100万人，并透过立法赋权基层医疗署，建立跨专业服务与标准化转介机制。这打破了过去零散投放资源的沉疴，将政策重心移向上游。配合将四大非传染病早逝风险降至6.9%的量化指标，显示特区政府正试图从源头缓减人口老化对公营医疗系统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这对实现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其次，公营医疗的产能升级与效率治理目标更具针对性。病床增至约3.5万张、手术室增加逾四成、指定专科稳定新症轮候时间五年内减半，以及京士柏综合日间医院的启用，均属于可量化、可追踪的行政承诺。同时，医疗收费改革明确向“贫、急、重、危”倾斜，这不仅重申了公营医疗作为社会最后安全网的底线正义，亦透过价格杠杆优化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

更具前瞻性的是，规划与施政报告共同勾勒出香港医疗的“三层定位”战略——服务本港、共建“健康湾区”、联通世界。当局明确提出发挥医疗卫生“超级联系人”角色，推动内联外通的跨界协作。这不仅是香港对接国家战略的必然之举，更是发挥自身独特专业优势的务实选择。从“医健通+”联通大湾区、跨境病历互通，到药械监管改革与临床试验平台建设，均显示政府正将医疗定位从单纯的“福利消费”转变为“制度与产业创新”，为本港医疗科技与私营市场开拓了庞大的腹地。

人手落差与指标约束力的双重挑战

然而，要将宏大蓝图转化为市民与业界实质有感的治理成果，政府必须正视以下两大核心结构隐忧，并充分同理业界在前线执行时的真实痛点：

第一，医疗人力资源的增速，与庞大的产能扩张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前线医护的“过载”问题亟待缓解。规划预计每千人口医生比由2.25微升至2.43，增幅在面对公营系统人才流失、专科培训周期冗长等现实下，显得杯水车薪。业界深知，硬体产能的扩张（如加床、加手术室）若无足够的专业人手配合，只会将工作量叠加在现有疲惫不堪的前线医护身上，加剧人才流失，甚至面临“有床无人”的空壳化风险。

同时，在推动“大湾区医疗互通”的宏大叙事下，政府亦须体察本地公私营业界在“日常落地”时的实际忧虑。例如，跨境病历互通与“医健通+”的技术对接，在实际操作中涉及两地法律法规、专业资格认证、临床习惯差异及医疗责任厘清等多重复杂因素。若缺乏清晰的法律防护网与具体操作指引，前线同仁在实践时往往会因“责任边界模糊”而抱持观望态度。此外，药械监管改革与临床试验平台的建设，如何真正与本地私营医疗机构、科研团体建立高效的“产学研”利益共享机制，而非仅停留在行政主导的框架，亦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因此，如何透过优化公私营协作（PPP）以释放市场存量效率，并精简非临床行政程序以“解放前线医护生产力”，将是政策成败的胜负手。

第二，指标体系的“预期性”本质，可能弱化政策落实的约束力。在规划提出的22个主要医疗指标中，绝大多数属于缺乏法律或行政问责效益的预期性指标。医疗改革涉及跨部门、跨专业的利益重组，若缺乏强而有力的考核机制与约束力，政策在执行层面容易出现因循守旧、进度滞后的核心风险。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为医疗发展定下了具前瞻性的坐标。前方的路，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展现强大的行政执行力，将宏观指标精准转化为前线医护与市民共同受益的日常。在深化“公营守底线、私营促活力”的双轨优势下，唯有做到“落地有期、公平有度”，且在政策推动时真正贴近业界的呼吸与脉搏，香港方能真正建立一个兼具社会韧性与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医疗体系。

作者梁礼贤是放射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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