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莉珊

中美元首会晤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概念进一步推向行动，传递出的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市场预期、企业布局和区域合作都能接住的真实信号。对香港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关系好了”这四个字，而是关系进入可预期区间后，香港那套“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老本事，能不能在新形势下换成新产能：金融重估、贸易转口、创科协同、法律仲裁、风险管理、人才集聚，哪一块能先跑出来，哪一块就是下一阶段香港竞争力的基本盘。

市场最诚实。上海美国商会《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58%的受访企业对未来五年在华前景乐观，比上年升17个百分点；78%的企业2025年盈利，是2019年以来最高；28%去年扩大在华投资，为四年来最高。更关键的是，企业不再只把中国当销售市场，29%的会员把“在中国、为世界”列为首选策略，超过“在中国、为中国”的24%。这说明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正从利润中心升级为全球供应链和创新节点。

这种预期修复，香港比很多城市更早感知。行政长官李家超已明确讲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香港经贸发展和全球贸易格局都有积极意义，直接给贸易信心托底。

在金融端，地缘政治回稳会压低风险溢价，欧美长线资金和港股IPO的估值逻辑会改善。内地高增值企业来港融资的视窗打开，美国跨国公司重新把香港纳入亚太考察清单，不是客套，是真金白银的路线修正。

在贸易端，关税减让和贸易复苏直接减轻转口成本，航运、空运、贸易融资、保险保理跟著动。香港是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和航空货运枢纽之一，转口贸易的弹性很大，成本一下行，货量会回来。

在专业服务端，更隐蔽也更重要。中美供应链重组不是简单“撤出中国”，而是“分段、合规、留痕、可审计”。这时候跨法域合同、出口管制尽调、专利布局、争议解决全部升值。香港要赚的不是单边红利，而是“两边都要稳妥”的中间费。这是超级联络人的老本行，也是回稳期最实在的一块。

普通法和仲裁，是香港最容易被说滥、也最该重估的牌。中美关系回稳，不代表商事纠纷变少；相反，贸易量回升、投资重启、合资专案变多，合规摩擦和合同争议会同步上升。企业怕的不是竞争，是“出事以后没地方讲理、讲了也不认”。

香港的价值正在这里：中国境内唯一大规模运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与国际商事规则、英美法系律师群、国际仲裁机构天然接通；同时懂内地客户、懂国家队逻辑、懂跨境资本语言。

中美关系“止跌回稳”，外部势力拿香港问题做文章的空间就小；而在民间、青年、企业、地方合作、人文交流这些非敏感层，香港比内地省份主动，也比纯西方节点可信。法律仲裁就是这个逻辑的制度版——不是选边，而是提供一套两边都能接受的规则中介。

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决定香港五年后站在哪儿。

金融贸易是回稳期的现金流，创科和北都才是香港五年后的身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2026—2030）和国家“十五五”完全衔接，把北部都会区单列为篇，明确“南金融、北创科”，河套香港园区优先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资料园、洪水桥／厦村、流浮山一并推进。

规划写得很清楚：一河两岸、一区两园，人员、物资、资金、资料要安全高效便捷流动，深圳园区趋同香港、对接国际。这意味著河套不是又一个产业园，而是制度介面——香港的普通法、国际评审、资金自由，加深圳的工程化、产业链和速度。

中美回稳给河套的实在好处是：美国和国际创科资本敢来考察了，AI、生物医药、微电子这些敏感但高价值的领域，可以先用“非军事、可审计、联合治理”的机制试水。中美已就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化，香港夹在普通法规则和中国应用场景之间，天然适合做协力厂商试验场：不碰军工，不做禁运规避，但做标准、做安全评估、做跨境资料沙箱、做联合专利池。香港研发、湾区制造，这条路想跑通，研发强度也要跟上。目前香港研发开支占GDP约1.63%，规划争取年均增10%，2030年后冲到3%。这个目标不低，钱要花在人和仪器上，别花在写字楼租金和景观工程上。

今天的中美关系下，香港要做的是“双向风控型联络人”：帮内地企业出去——不是简单开个香港壳公司，而是做三件硬活：美国上市、发债、并购的合规架构；出口管制和CFIUS式审查的压力测试；品牌、ESG、劳工、资料合规的西方叙事翻译。

帮美国企业进来，是用香港控股公司布局大湾区，隔离地缘敞口；把中国研发“in China for the world”的智慧财产权放在普通法下托管；台海、制裁、汇率、供应链中断的四类情景预案，香港专业服务圈来写。

这才是“超级”二字的新解。旧版超级联络人是通道费，新版是信任溢价。中美越是有竞争，越需要协力厂商可信任节点；香港如果只做转口，会被数字贸易和近岸外包吃掉；香港如果把法律、会计、估值、仲裁、合规、家族办公室、人民币离岸、绿色融资串起来，就能吃下信任基础设施的红利。

国家“十五五”支援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高层次人才高地。香港自己也要主动：离岸人民币枢纽、国际资管、风险管理、大宗商品、高增值供应链服务，这一串新功能不是装饰，是对冲单一金融地产旧模式的替代产能。香港的贡献，是让可控变得可操作。

“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这四句，放在大国关系里是战略框架，放在香港手里就是产品说明书。合作为主→香港去做双向投资和贸易融资；竞争有度→香港去做合规、仲裁、专利、出口管制尽调；分歧可控→香港去做危机沟通、法律隔离、供应链情景管理；和平可期→香港去做人文、青年、专业团体、地方合作的非官方缓冲。

元首外交给方向，五年规划给锚点，企业信心给现金流，但最后落不落得地，看香港自己狠不狠。北部都会区别拖，河套别只连通不反应，仲裁别只挂牌不接案，金融别只炒估值不服务实体，人才别只发签证不解决住房和学校。

回稳期最大的风险，是把“关系好了”当成“不用改革了。”恰恰相反，关系一好，竞争对手也会回来，新加坡、东京、迪拜、伦敦都会抢同一批客户。香港的唯一护城河，不是地缘运气，而是普通法加内地介面加国家背书这三件事同时成立。这三件事也在别处局部存在，但全在一起只有香港。

把视窗期变成制度能力，香港才配得上“超级联络人”这个老词的新意思。否则下一次风一来，还是那个靠转口和地产收租的香港，那不是回稳，是错过。中美元首把船掌稳了，香港自己要把桨划下去。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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