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思毅

2026年10月3日，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校长Kotlikoff发表影片声明，表示想到Jane Doe的遭遇便感到心痛，承诺大学“必须做得更好”。声明里有心痛，有承诺，却没有一句直接对她说的“对不起”。

名校先保机构处理手法惹争议

2024年10月，一名女学生指控，她在兄弟会派对上被诱使饮酒、被施压吸食氯胺酮，并在无法表示同意的状态下，遭七名成员性侵。被指控者否认，检察官最初决定不起诉。2026年9月，她入禀民事诉讼，全美哗然，案件重开调查。

据《纽约时报》取得的文件，警员把她的口供浓缩成六页，删去了“我被强奸”的说法；大学亦曾改口，承认只向检察官提供她的口供和一张截图。

读到这些报道，我感到难过，也有点不安，因为这套处理手法，我并不陌生。一间名校走到这一步，背后更像有一套信念在运作：先保住机构，再处理人。

“家丑不出外传”信念根深蒂固

“家丑不出外传”这套信念，华人一点也不陌生。它也叫“息事宁人”、“照顾组织声誉”、“一人少句”。

由在本地学校读书、前线教学、担任中学校董，到创办JUST FEEL感讲，这些年我接触过很多校长、老师、董事和机构管理者。大部分人都真心为学生好，但面对学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很多人的第一个念头都是：最好“不要有投诉，不要有手尾，不要弄伤”。这套想法没有写进校规，却代代相传，由大学到小学都有。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组织创伤的研究指出，受伤的机构会收紧边界，重要的问题人人知道，却没人说出口。

香港校园未必常有性暴力，欺凌却并不少。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一个团队追踪了2,547名学生，初步结果显示，约15.9%长期受欺凌，情况一直没有明显改善；学生报告卷入欺凌的程度，亦普遍高于家长所知，男生尤其倾向把委屈吞下肚。欺凌的伤害也不一定比性暴力轻，创伤因人而异。

当孩子不说、大人不问、学校不想张扬，“家丑”就真的没有外传，伤害却在里面发酵，最后东窗事发，声誉一样保不住。

这套旧信念背后有真实的需要：机构想要稳定，校长想保护学校。只是用掩盖去满足这些需要，代价往往落在最无力的人身上。要转化它，我想谈三道防线：情绪教育、修复式正义和机构勇气，最后一道，必须由手握最多权力的人开始。

第一道防线：让孩子敢讲、识讲

“家丑不出外传”最先教会孩子的，是沉默。孩子不向大人求助，通常因为“唔敢讲”，或是“唔识讲”。前者要靠大人营造权力差异较小的环境，后者要靠持续练习。JUST FEEL感讲相信，沟通能力要一步步建立：先认得感受，再明白需要，最后看见权力差异。

我们在小学推动社交情意教育和善意沟通，其中一个日常做法，是在课室放“感受需要卡”和“感受之轮”。老师用感受之轮请同学说说心情，不少人选了“害怕”和“压力”。老师听下去，才知道早上校巴发生了小意外，有同学仍然惊魂未定；也有同学快要考试，压力很大。孩子有了词汇，大人才有机会及早接住。港大团队亦发现，社交情绪能力每上升一个程度，学生被欺凌的机会降低近三成。

同理心不会在入大学那天突然出现，要由小练习。孩子在小学学会说“我不舒服”，长大后才较有能力说“不”，也较能听见别人的“不”。

第二道防线：由惩罚走向修复

“息事宁人”在学校最常见的样子，是罚完便算。伤害发生后，香港不少学校仍以应报式处理为主：记缺点、停课，问的是谁犯了规、该罚多重。这样处理快捷，却未能帮助犯错的学生及早学习和转化，结果往往换个方式再犯；受伤的一方，亦未必得到所需。

港大团队亦发现，抑郁症状愈高的学生，作出欺凌行为的机会亦愈高。很多伤害别人的孩子，自己也在受苦。

修复式正义问另一组问题：谁受了伤？他需要甚么？谁有责任修补？善意沟通修复协会推动的修复对话，就是让受伤的一方说出事件的影响，让行为人听见，再一起商量如何修补。修复不等于轻判，也不要求受害者原谅。真正听见自己对别人做了甚么，往往更能带来改变。

这也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心情未被听见，处分再公道，伤口也难以愈合。

第三道防线：展现机构勇气

康奈尔案令人愤怒的，还有她求助后的遭遇。心理学家Jennifer Freyd称之为“机构背叛”：人所信任的机构未能预防伤害，或在伤害发生后以掩盖、否定回应，构成第二重创伤。她的研究发现，经历非自愿性经验的大学女生，46%同时遭遇机构背叛。

机构背叛常见的手法，Freyd称为DARVO：否认、攻击举报者、倒转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在香港，这几句话应该不陌生：“佢自己都有问题”、“唔好搞大件事”、“为咗学校声誉，大家收声啦”。这就是“家丑不出外传”说出口的样子。

我也得先讲自己。JUST FEEL曾经历一段很混乱的日子，同事反映问题时，我心里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同事为甚么不体谅我？我这么努力，还想怎样？”现在回看，这就是不自觉的倒转角色：同事在求助，我却觉得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

后来我明白，权力会改变一个人怎样听。善意沟通导师Miki Kashtan把权力定义为“调动资源、回应需要的能力”；可是手握权力的人一感到被批评，便容易把求助听成攻击。Freyd的解药是“机构勇气”：即使面对风险与代价，机构仍承诺寻找真相、作出合乎道德的行动。

由最高位置的人开始承担

Freyd举过一个例子。1998年，Brenda Tracy遭四名男子轮奸，其中两人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球员，案件不了了之。16年后她公开经历，时任校长Ed Ray三星期内完成调查，亲自见她并写信：“……我们为俄勒冈州立大学16年前未能给您更好协助的失职，向您真诚道歉。”心痛是一种感受，道歉是一份承担，而这一步只有最高位置的人才能踏出。

JUST FEEL也走过这一条路。前面提到那段混乱日子，始于2020年机构急速扩张：同事之间的信任追不上，开会拍台、摔门，有同事说：“我们是先处理事情，再处理事情，根本没有处理心情。”2021年，我们请外部促导员曹文杰博士（小曹）带领，第一次承认机构正处于组织创伤之中。在“庆祝与哀悼”的圆圈里，我向同事道歉，承认自己带着原生家庭未处理的伤痛去带领机构，影响了大家。

承认了，还要继续做。2024年，小曹再次来促导，并开设匿名Padlet，最多同事和应的一条留言写道：“好惧怕不如上司期望……有种窒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当头棒喝。根据研究，约七成领袖会高估团队的心理安全，我也是其中一个。之后我们建立制度：同事有冲突，可以自行展开修复对话，或邀请第三方陪伴，并定期匿名评估团队的心理安全。

学校也一样。我们为一间合作学校做匿名心理安全评估，再请管理层一起看结果。管理层很惊讶：“为甚么老师不跟我说？”老师其实有很多话想说，只是觉得说出来不安全。学校看完结果，由中高层带同事做“庆祝与哀悼”。上司敢听，下属敢讲；老师不敢对校长说的话，学生也很难对老师说。

手握权力的人要先开始转变

“家丑不出外传”不会因一份通告而消失。它住在每一位手握权力的人心里：校长、校董、办学团体、教育局，以至每一间机构的管理层，我自己也在其中。这是顶层的信念，也要由顶层开始转化。

我想邀请每一位领导者做三件事：肯量度，定期匿名了解同工和学生是否感到安全；肯聆听，先听受伤的人想说甚么，再谈程序；肯道歉，处理不当时先说“对不起”。

至于设计制度的人，我想问：学校主动揭露问题、认真处理投诉，我们视之为失败，还是勇气？如果制度只奖励“零投诉”，学校自然学会“不要有投诉，不要有手尾，不要弄伤”。

康奈尔校长在声明中提到“非人化”。要防止非人化，就要在每一条制度、每一次处理投诉里，把人放回中心。善意沟通创始人Marshall Rosenberg提出，善意沟通建基于语言和沟通技巧，能加强我们“即使在艰难处境下，仍能保有人性”的能力。机构勇气也是这种能力：在声誉和恐惧面前，仍然选择看见人。

Freyd说，勇气是一种选择。康奈尔很远，这个选择却每天都在我们的课室、教员室和会议室里发生。

作者杨思毅是慈善机构“JUST FEEL 感讲”共同创办人兼执行总监，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认证培训师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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