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安经纬

台湾近期关于毒品政策的争论，已从严肃的公共卫生议题，彻底沦为选举操弄下的政治口水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于2014年以笔名“扑马”发表的文章近期被翻出，其倡议“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引发社会哗然。客观而言，欧洲的激进减害模式在瑞士等配套完善的国家成效显著，但在缺乏配套的地区存在失败风险，是否适用于台湾并未有定论。不过，沈氏却毫无必要地否认当年的主张，辩称当年所指即为台湾现行反毒政策。其理由牵强，折射出政治人物面对争议时的诚信危机。

欧洲激进减害模式成效两极

翻查沈伯洋2014年的原文，当中明确写道：“如果B政策的除罪化对某些人过于偏激，那么台湾至少可以效仿某些国家，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并导入社工机制予以协助吧？”在公共卫生政策上，这项主张毫无疑问指向欧洲的激进减害模式（Radical Harm Reduction Model），包括“海洛英辅助治疗”（Heroin-Assisted Treatment, HAT）与“安全注射室”（Supervised Injection Facilities, SIFs）。医学界对此类机制有严格定义：专门针对曾接受美沙酮（Methadone）等常规疗法失败的重度成瘾者，由官方在严密医疗监控下，提供纯度已知、无杂质的医疗级海洛英。成瘾者必须在专业护理人员监督下，于中心内使用抛弃式干净针具当场注射，药物严禁带离中心。

激进减害策略在国际间的成效呈现两极。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为瑞士“四支柱毒品政策”（Swiss Four-Pillar Drug Policy）。1990年代初期，瑞士曾面临严重的苏黎世“针筒公园”（Platzspitz）危机，街头充斥废弃针头与吸毒过量致死的尸体。瑞士政府随后于1994年打破了“唯有绝对戒绝才是唯一出路”的传统思维，转而以“成瘾是疾病，贩毒是犯罪”的公共卫生原则，将毒品治理转型为四大支柱：“预防”（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减害”（Harm Reduction）与“执法”（Law Enforcement）。其中除了传统的戒毒方法，也引入创新的海洛英辅助治疗以协助重度成瘾者，亦设立安全注射室并提供干净的一次性针具进行交换。这项政策成功遏制爱滋病毒与乙型及丙型肝炎经共用针筒传播，并显著降低相关犯罪率与毒品致死率，成为德国、加拿大等国效法的典范。

然而，这类成功案例建立在完善的社会福利、强大的医疗监控与社会共识之上。在缺乏相应配套的地区，此类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在北美部分城市，合法的针筒发放或吸毒中心经常吸引毒瘾者大量聚集，沦为毒贩交易热点，最终因为周边治安恶化与环境崩坏，遭到社区居民强烈反弹甚至被迫关闭。再者，海洛英辅助治疗申请门槛严苛，多数国家规定必须是年满18岁、有多年严重成瘾史、且试过传统美沙酮治疗失败多次的人才能申请，真正受惠的成瘾者仅占极小部分。此外，海洛英辅助治疗要求严格的医疗配套，成本高昂，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极易排挤预防教育及一般戒瘾资源。

时空错置暴露辩护逻辑破绽

激进减害策略是否适用于台湾，本来是可以探讨的议题。作为政治人物，沈伯洋理应大方承认昔日针对欧洲模式的探讨，借此引导社会进行理性的政策辩论。遗憾的是，他选择了政治退缩，将极具争议的“提供毒品与干净针头”模式，降级包装为台湾现行的美沙酮治疗及清洁针具计划。他更刻意利用文字游戏，将英文“drug”兼具药品之义，硬拗其当年的“提供毒品”实为“提供美沙酮等药品”，企图掩饰立场的转变。

沈伯洋的辩护存在若干致命破绽。首先，台湾早于2005年便已推动派发清洁针筒的“清洁针具计划”，并紧接着于2006年全面引进美沙酮替代疗法。沈氏的文章发表于2014年，倘若他当年文中所指的仅是美沙酮与换针，为何要在这两项政策已于台湾实施近十年后，仍以假设性语气呼吁“台湾至少可以效仿某些国家”？呼吁政府去“效仿”一项早已行之有年的既定政策，在逻辑上根本荒谬绝伦。这项无可辩驳的年份铁证，直接戳破了其谎言，证明他当年倡议的绝对是台湾尚未引进的欧洲激进模式，而非今日用作挡箭牌的现行政策。

强凑互斥概念难掩诚信危机

其次，口服药物与静脉注射在医理上根本是互斥的。美沙酮被刻意设计为口服糖浆，目的正是要彻底改变吸毒者的静脉注射习惯。作为长效型鸦片类受体促效剂，美沙酮让患者每日口服一次即可平稳阻断戒断症状与渴瘾。既然是口服药物，根本不需要、也不应透过针筒注射。另一方面，单纯的“清洁针具计划”（Needle and syringe programmes, NSPs）理据在于阻断血液传染病，其不可逾越的底线是：政府只换针，绝不派药。因为这类计划属于“低门槛介入”（low-threshold intervention），设计初衷是为了尽可能接触到隐藏在社会角落的吸毒者，故执行站点通常设在街头、卫生所，甚至由社工、义工或自动贩卖机来运作。这些人员并无处方权，亦无能力应付毒品注射后可能发生的休克或过量致死危机；故此，计划绝对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派发毒品，更不可能与“高门槛介入”（high-threshold intervention）的海洛英辅助治疗混为一谈。沈氏将两项在台湾分轨并行、操作互斥的公卫政策强行拼凑，企图掩饰当年倡议“同时发放毒品与针具”的真相。

再者，沈氏刻意玩弄文字伪术，声称英文“drug”兼具药品之义，硬拗其当年的“提供毒品”实为“提供美沙酮等药品”。然而，一般医疗药物（Drugs）与受严格管制的危险毒品（Dangerous Drugs / Illicit Drugs）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无论是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抑或台湾的《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两者在法律界定上泾渭分明。沈氏2014年的原文通篇探讨的是“毒品除罪化”，如今为求政治脱身，竟逆向将中文的“毒品”模糊化为英文广义的“drug”，企图将非法危险药物与合法公卫替代药品混为一谈。这种指鹿为马的辩解，根本是侮辱公众的智商。

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撑与诚实的社会沟通。政治人物若连自己白纸黑字写下的主张都不敢承担，甚至以时空错置的谎言和低劣的文字伪术搪塞公众，其政治诚信已然破产。市民如何能期盼一位在政策论述上左闪右避的政客，能够诚实面对并解决更为复杂的市政争议？

作者安经纬是时评专页“Shut The Fake Up”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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