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远深

一位27岁女子，晚上踩单车回家，被三只狗追咬，颈部气管断裂，送院不治。不足一个月前，打鼓岭宠物酒店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咬死。一个月，两条命。笔者长期观察日本社会治理，深知狗咬死人从来不是单一意外。悲剧的根源不在狗，在于制度。

有芯片但追查无门

元朗案之后，渔护署与警方五日内捕获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其中三只植有芯片但牌照过期，最终仅向一名畜养人提出检控。另外两只同样植有芯片的狗，畜养人身份可追溯，却未见公布进一步追究。

这暴露了一个荒谬的现实，芯片登记制度表面上存在，实际上与执法完全脱节。有芯片，追不到人，那要芯片来做什么？

日本的做法截然不同。日本《狂犬病预防法》规定，狗只出生满91日必须在30日内完成终生登记，每年接受狂犬病注射，未登记或未注射者可被处以20万日圆以下罚金。2022年起，繁殖业者和宠物店售出的犬猫更强制植入芯片并登记。重点不是“有芯片”，而是芯片背后的资料必须持续有效，牌照过期即主动追踪，让每一只狗都能追溯到饲主。

香港的芯片，很多时候只是一块植入狗体的死物。

危险与否不应看血统

香港《危险狗只规例》以体重划线：20公斤以上为“大型狗只”，须以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牵引；格斗狗只更须佩戴口罩。元朗案的涉事狗只，高度不超过50厘米，属中型犬，完全不在加强规管之列。牠们咬死了人，但法例眼中，牠们“不够危险”。

日本没有全国统一的品种禁令，但多个地方政府设有“特定犬”制度，以佐贺县为例，特定犬涵盖土佐犬、秋田犬、德国牧羊犬等十个品种，体高65厘米以上的大型犬，以及——这一点最关键——曾发生咬伤事故后由知事指定的狗只。特定犬的饲主必须将狗只饲养在可上锁的笼舍内、张贴警示标识、走失时立即向当局和警方通报，违者可被罚款。

这种做法比单靠品种和体重清单聪明得多。危险与否，看的是行为，不是血统。

每次都是行政介入的契机

香港狗咬人之后，畜养人须通知警署，但通知之后呢？很多时候就没有之后了。没有强制兽医检查，没有强制隔离，没有强制防再犯方案。案件当普通投诉处理，处理完，狗继续在社区走。

日本则将咬伤事故视为行政介入的触发点。饲主必须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向保健所提交事故届出书，并在48小时内让兽医检查该犬是否有狂犬病疑虑。无论伤势轻重，这套报告义务都必须履行。事故发生后，饲主还须采取防止再犯的措施，包括隔离或加强拘束。

这不是麻烦，这是制度的闭环。每一次咬伤，都是一次行政介入的契机，而非等到死人之后才来追究。

饲主应有终生饲养责任

渔护署在2023至2025年间，就犬只袭击个案共提出679宗检控，但不少个案的罚款仅为数千元。对于夺去人命的后果而言，这样的罚则几乎不具威慑力。

更根本的问题在源头。新界收地发展导致大量看门狗被弃养，牠们本身具备警戒和护卫本能，聚集成群后攻击风险大增。日本《动物爱护及管理法》明确规定饲主负有“终生饲养”责任，地方自治体可拒绝违反此原则的动物接收请求。饲养宠物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生的承诺。

香港可学的五件事

香港不缺法例，缺的是把法例串成闭环。具体而言，有五个方向值得认真考虑：

一，芯片登记与续牌、执法连线。 牌照过期即主动追踪饲主，不让登记数据沦为死档。

二，危险狗只定义加入行为纪录。 曾咬人或攻击的狗，不论品种体重，自动纳入加强规管，建立类似日本“知事指定”的机制。

三，咬伤事故强制报告，附带兽医检查和防再犯措施。 让每一次事故都成为制度改善的触发点，而非等死人才调查。

四，设立“限时报失”制度。 狗只走失须在指定期限内通报，若被发现长期流浪而饲主从未报失，便难以“意外走失”为由逃避弃养责任。

五，在新界收地或大型工程展开前，主动为相关地区的狗只建立登记资料，要求饲主及早安置。 从源头减少弃养，而非等到狗群聚集才被动捕捉。

日本经验的核心，不是某一条罚则特别重，而是由登记、饲养、事故通报到再犯预防，每一环都有人跟进。香港要学的，是一整套逻辑——由事后追究，走向事前管理。

狗咬死人，咬出的是制度千疮百孔。与其再谴责恶犬，不如问一句：我们的管理制度，何时才愿意醒来？

作者张远深是日本政治评论员、时事评论家及专栏作家，专注于分析国际政治、日本本土政经架构、东亚区域安全及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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