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香港搞五年规划＝计划经济”？戳中香港社会一种常见焦虑：一听到“规划”二字，就自动联想指令经济、配给制、政府派米派工、企业失去自由。这种联想不是完全没历史来源，但用在今天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身上，基本上是把“中长期发展蓝图”错读成“政府接管市场”。说白了，“有规划”不等于“计划经济”。

香港五年规划要做这三件事

先讲最关键的分界：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政府取代市场做资源配置——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价格多少，主要由中央或政府指令决定。自由市场经济则是价格、资本、劳动、货物、企业进退主要由供求与竞争决定。香港五年规划做的是第三件事：政府先想清楚未来五年要补什么短板、建什么基建、扶什么产业、解什么民生痛点，再用土地、资金、人才政策、监管框架、北部都会区、创科平台、公营房屋、医疗教育等公共工具去“铺路”，最后让市场主体去跑。

这份《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里，22个主要指标中，只有少量属约束性指标，且约束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自身——例如公营房屋供应、基建进度、公共服务承诺；其余多数是预期性、导向性指标，要靠企业、投资者、大学、创科公司、金融机构、地产与建造界、湾区合作伙伴共同实现。政府不会下令“某银行明年要借出多少贷款”“某券商必须成交多少宗IPO”“某酒楼必须聘请多少厨师”。它做的是：把北部都会区的铁路和创科用地交出来，把河套、新田科技城、大学、实验室、融资渠道连起来，把人才入境安排放宽，把税务与知识产权制度守住，让市场看得到五年后的香港长什么样，才敢做10年回报的投资。

有人会说：自由市场不是讲“积极不干预”吗？这其实是对香港历史的浪漫化。香港从来不是零规划社会。10年建屋计划、新市镇发展、地下铁路、葵涌货柜码头、赤𫚭角机场“玫瑰园计划”、数码港与科学园、北部都会区愿景，哪一样不是政府先规划、收地、批地、建基建、定规则，私人市场才跟进？市场的“无形之手”不会自动把地铁挖出来，也不会自动把大学研究成果变成独角兽企业。自由市场的精髓，从来不是“政府什么都不做”，而是“政府别去替企业决定菜单，但要把厨房、水电、消防、街市、交通先搞好”。

“规划”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专利

更广一点看，把“规划”说成社会主义专利，是冷战语言的残留。美国有二战后的基建与科技动员、州政府产业带规划；英国有新城与产业区规划；新加坡有经济发展局与产业升级蓝图；南韩、台湾、以色列、荷兰，统统用中长期产业政策去抢半导体、生命科技、绿色金融。连世界银行、OECD都讲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与战略前瞻（strategic foresight）。现代治理的常识是：开放经济也需要国家能力。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规划”，而是“规划用来服务市场，还是消灭市场”。

香港这份五年规划，逻辑刚好是前者。它对接国家“十五五”，但不是把内地指令型计划搬过来；它是在“一国两制”下，用香港自己的自由港、普通法、低税、资金自由进出、国际金融中心底色，去解香港自己的难题：住屋供应慢、创科转化弱、人口老化、青年上流难、产业过度靠金融地产、北部土地闲置、与大湾区协同不够深。这些问题，靠市场短线利润机制不会自动解决——发展商不会自愿起平价公屋，资本市场不会自动资助20年才结果的基础科研，私人企业不会自动去搞跨境数据规则。于是要有为政府出来定坐标：未来五年，香港要做国际金融中心＋创科转化中心＋绿色金融枢纽＋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大湾区超级联系人。方向清楚了，市场才敢下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五年规划会削弱自由市场”是伪命题。判断香港还是不是自由经济体，不该看有没有文件叫“规划”，而该看几条硬指标：资本能否自由进出？企业能否自由设立与倒闭？工资与价格是否主要由市场定？货物是否自由港处理？产权与合约是否由独立法院执行？《基本法》第112、114、115条写明资金自由流动、自由港、自由贸易；菲沙研究所2025年报告仍以2023年数据把香港列全球经济自由度第一；2026年港交所IPO集资同比大升，国际资本用真金白银投票。如果“规划”真的等于计划经济，这些资本早跑了，不会继续来香港上市、发债、设家族办公室。

市民忧的是“规划怎样做得像香港”

当然，迷思背后也有合理忧虑，不能一句“你不懂”就打发。香港人怕的其实不是“规划”二字，而是三件事：第一，政府有了宏大愿景后，会不会慢慢把KPI压到商界头上，变相指令投资；第二，咨询期短、官僚语言多，最后变成“上面画饼、下面填表”；第三，规划变成年年追加目标，市场预期被政治节奏绑死。这些忧虑值得认真接住。

所以更负责任的讨论，不是“有没有规划”，而是“规划怎样做得像香港”。提几条底线：一、约束性指标只绑政府，不绑私企；二、预期性指标用税务、土地、签证、采购、标准制订去诱因化，不用配额化；三、规划要可修订，外部金融环境一变，指标要能动态调整，不能为保面子硬撑数字；四、每年《施政报告》与《财政预算案》仍是操作层主力，五年规划只做战略坐标，不抢年度问责；五、民间智库、商会、工会、青年团体要能反过来改规划，而不只是“提交意见后石沉大海”。

说到底，香港过去靠“小政府、大市场”起家，但“小政府”不等于“短视政府”。当全球都在拚芯片、拚AI、拚绿色转型、拚人口与算力，谁还信“市场自然会帮你搞出下一个矽谷”？五年规划如果做成香港版 strategic agenda——政府修路、建校、批地、守法治、对接国家与国际；市场决定谁赢谁输、哪间公司上市、哪个产品爆红——那它不但不是计划经济，反而是自由市场成熟版的标志：市场知道游戏规则五年不会乱转，才肯做长线投资。

长期治理工具绝不是计划经济

最后要点破一层：把“香港搞规划”说成“香港内地化、资本主义完蛋”，要么是外媒戴冷战眼镜，要么是本地反对派懒得读文本，要么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规划”当脏字。澳门都做第三个五年规划了，赌牌还是批给市场、资本照样进出；新加坡天天讲2030愿景（Vision 2030）、研究、创新与企业（Research Innovation Enterprise）计划，全球都说它最资本主义。香港现在补的，不是意识形态功课，而是治理功课：由“每年救火”升级到“五年布阵”。

因此，与其问“香港搞五年规划是否计划经济”，不如问：“这份规划有没有守住资金自由、企业自由、价格自由、法治产权？有没有把政府角色限在基建、规则、公服、风险兜底？有没有让市场在创新与竞争中继续做主角？”答案若是yes，那它就该被叫做——自由经济体的长期治理工具，而不是计划经济。

香港不需要害怕“规划”。香港要害怕的，是市场短视、政府短票、社会短气；是人人骂规划，却没人愿意想10年后的香港靠什么活。第一个五年规划不是终点，也不是意识形态转向。它是一张迟到的成人礼证书：香港终于承认，自由市场值得守，但自由市场也需要一双会画地图的手。

作者杨华勇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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