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飞鸿｜田畅

一句“避孕套是生育率下降主因”，把香港的少子化问题推上舆论风口。甚至提出，要求厂商在市面上提供一定比例会渗漏的“次货”避孕套，借此增加怀孕机会。这番言论听来惊世骇俗，却也暴露出香港面对人口危机时的一种焦虑：当鼓励生育的政策迟迟未见显著成效，社会是否开始把“让更多人怀孕”当成比“让更多人愿意生育”更重要的目标？

意外怀孕无法解决少子化问题

香港需要面对少子化，但不应为了增加出生人口，就把避孕失败当成政策工具。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的“漏套论”或许能引起讨论，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香港年轻人面对的困境，从来不只是能否怀孕，而是怀孕之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条件，也有没有信心把孩子养大。

避孕套的作用，是让人们更有效地掌握自己的生育选择，同时降低部分性传染病的风险。避孕科技进步，确实改变了人类的生育模式，但这不代表它就是当代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即使没有避孕套，现代人仍然会考虑何时结婚、是否生育，以及能否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避孕工具可以降低意外怀孕的机会，却不能解释为何有人不愿意结婚、有人推迟生育，也不能解决有意生育的夫妇因经济压力而打消念头的问题。

更何况，意外怀孕不等于一定会有孩子出生。怀孕者仍然有权作出生育决定，而刻意降低避孕产品的可靠性，可能增加非预期怀孕、健康风险及家庭压力，却无法保证出生人口必然增加。

香港人不生是出于现实考量

如果一项政策的起点，是削弱人们对自己身体与生育安排的控制，最终却未必能达到增加出生人口的目的，那么它不只是成效成疑，更涉及公共卫生与个人自主权的底线。香港的低生育率，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程度。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人口资料，香港近年的出生人口持续偏低，总和生育率亦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人口老化、劳动力收缩、公共财政压力，都是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长期挑战。政府希望鼓励生育，并非没有道理。但政策首先应该回答：香港人为甚么不生？对不少年轻人而言，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理决定，而是一笔需要承担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家庭开支。由住屋、托儿、教育，到父母的工作安排和职涯发展，每一项都是现实考量。

香港楼价和租金长期高企，居住空间狭小。对仍在租楼、收入尚未稳定的年轻夫妇而言，生一个孩子，不只是增加奶粉和尿片的开支，而是整个家庭的生活模式都可能需要重新安排。孩子出生后，谁负责照顾？父母能否同时维持工作？托儿服务是否负担得起？如果其中一人需要减少工作甚至离职，家庭收入能否承受？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避孕套出现漏洞而消失。

相反，意外怀孕可能让本来已经缺乏经济安全感的家庭，面对更大的压力。有人不生，是因为根本不想生；有人想生，却因为经济条件而不敢生；也有人希望先建立稳定的生活，再考虑生育。这些不同的处境，不应被简化成同一个问题，更不能一概归咎于避孕科技。

生育自主权绝不可让渡

如果香港的生育政策只看到避孕工具，却看不到住房、工时、托育与家庭负担，那么无论提出多少惊人构想，都只是在问题的表面打转。少子化之所以令政府忧虑，是因为未来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人口老化亦会增加医疗、福利和退休保障体系的压力。但也必须问：鼓励生育，究竟是为了甚么？

如果生育政策只着眼于增加人口，将新生儿视为补充劳动力、维持经济成长的工具，那么孩子出生后的生活质素、家庭的照顾能力，以至父母的身心负担，就很容易被放到次要位置。

一个孩子的出生，不应只是人口统计表上多了一个数字，而是社会迎来了一个需要长期照顾、教育和保障的新生命。同样，选择不生育的人，也不应被视为需要被纠正的对象。政府可以鼓励生育，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有义务为人口政策承担个人风险。生育自主权不应因为社会面对人口危机，就变成可以让渡的权利。

如果年轻人仍然为住屋、工作和育儿开支疲于奔命，避孕套即使不再可靠，也不会让他们突然对未来充满信心。相反，若社会能够减轻家庭的长期负担，让父母不必在工作与照顾孩子之间作出近乎残酷的取舍，生育才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可以认真考虑的人生选择。

作者田畅是中美关系与两岸公共政策领域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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