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远深

香港出生人数再创新低，2025年中至2026年中，香港出生人数仅约29,700人，同比下跌15.6%，是有纪录以来首次跌破3万大关。面对这一数字，特区政府推出“11招组合拳”，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加码第二胎奖励至三万元，并首次引入累进式子女免税额。政策工具确实在升级，从单一“派钱”转向税务与房屋的多维发力，但如果核心问题未被触及，再多的政策组合恐怕也难以扭转大势。

香港核心问题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香港生育率低迷的核心问题是不婚，以及迟婚。根据香港大学叶兆辉教授的研究，香港出生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不结婚与婚姻推迟，而非婚后生育比例的大幅下降。数据更为直观：1991年至2021年间，25至29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56%暴跌至19%；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从1981年的27.0岁升至2021年的32.6岁。与此同时，香港的无子女现象在不同教育群体中持续扩散，本地出生居民中，高学历与无子女的正相关关系愈发显著。

换言之，香港的问题首先不是“结婚后不想生”，而是“根本不结婚”。在这样的前提下，所有以“已婚家庭”为目标对象的现金奖励和免税额，其覆盖面本身就极为有限。新生婴儿奖励金推出后，2024年出生人数一度回升至约36,700人，但势头未能持续，2025年即大幅回落，可见奖励金能鼓励部分因经济问题未生育的人，但对较有经济能力者未必有效，时下夫妇未必因经济问题拒绝生育，更多是社会价值的改变。

日错判投入巨额补贴难救少子化

日本的处境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教训。1994年推出“天使计划”，2003年出台《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此后陆续构建起涵盖经济补贴、托育服务、工作方式改革的政策体系。儿童津贴同比龄分层发放，0至6岁全龄托育体系覆盖保育园、幼稚园及课后服务，东京政府甚至试行政府雇员“上四休三”弹性工作制。从财政投入看，日本2024年拨款5.3万亿日圆用于帮助年轻家庭，此后三年每年投入3.6万亿日圆。然而，日本总和生育率从1989年“1.57冲击”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1.15，出生人数从1949年的269万跌至2024年的68.6万。政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巨大落差，根源在于两个结构性失误。

其一，重“催生”，轻“催婚”。 日本长期将施策重点放在已婚家庭的育儿支持上，支持年轻人走进婚姻的举措直到2013年才被纳入政策框架。但此时，未婚率的攀升已成不可逆之势：1985年至2015年，30至34岁女性未婚率从10.4%飙升至34.6%，男性从28.2%升至47.1%。当近半数适龄男性根本不处于婚姻状态时，任何以“家庭”为单位的育儿补贴都如同向空处撒钱。

其二，重“形式”，轻“实质”。 日本家庭相关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长期偏低，财政支持力度有限。更关键的是，政策工具集中在现金与服务层面，却未能触及性别分工的深层结构。当个体导向制度中的性别平等推进速度快于家庭导向制度时，生育率会降至极低水平。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但家务与育儿责任仍不成比例地落在她们肩上。延长陪产假等政策若无文化层面的改变支撑，男性不会真正使用，女性仍将被迫在事业与家庭间做出零和选择。

日本近三十年的经验给出的最深刻教训或许是：生育率一旦跌破某个阈值，政策便很难将其拉回。日本在1974年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更替水平时未采取行动，1995年降至1.42后才开始补救，此后从未回升至1.5以上。香港2025年跌破3万出生人口的纪录，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在了相似的临界点上。

学习国家系统性建设友好型社会

香港立法会关于鼓励生育的讨论，不少建议确实流于零散琐碎，甚至出现“生育六合彩”这类引人发噱的提案。这种碎片化的政策思维，与国家层面确立的“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系统性战略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政策的价值，恰恰在于其系统性与覆盖的广度，这正是香港目前最欠缺的。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是全链条的成本削减，政策从产检报销、力争分娩“无自付”，到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税务扣除（每月2,000元），再到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全国托位已达666万个），系统性地降低“生、养、教”各环节的经济与时间成本，这与香港侧重“派钱”的单点思维形成对比。

其次是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国家已将“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写入“十五五”规划，并明确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目标，这意味着政策不会因短期数据波动而动摇，而是作为一项跨越数十年的国家战略持续推进。

对准结构性瓶颈重建制度

然而，在肯定国家路径的同时，也需要冷静审视一个事实：内地同样面对生育率持续下行的严峻现实。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为792万，总和生育率仅约1.0，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人口已连续多年负增长。这说明，即使拥有更强的资源统筹能力与政策工具，扭转生育意愿的结构性下滑依然是世界级难题。

国家的做法提供了更完整的政策框架参照——但香港要走出自己的路，终究需要在借鉴这套“明路”的同时，直面本地独特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变迁，而非简单地照搬工具。

说到底，新世代不婚不生，不完全是“不能”，很多时候是“不愿”。政策可以降低“不能”的门槛，却很难逆转“不愿”的趋势。香港的瓶颈在于婚姻形成的障碍，而非婚后生育的经济成本。住房固然是迟婚的重要推手，但住房政策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结婚率与生育率的提升，除非它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变迁形成合力。

与其期待“组合拳”能催生出一个婴儿潮，不如正视一个更现实的目标：让那些“想生但不敢生”的人敢于行动，同时为一个婚姻不再是生育前提、家庭形态更加多元的社会做好制度准备。日本与内地的经验共同表明，生育率一旦跌破阈值，政策便很难将其拉回。香港需要的，是一套对准真正瓶颈的系统性战略，而非零散的派钱与免税额。这既是对国家“明路”的真正借鉴，也是香港对自身困局的清醒回应。

作者张远深是日本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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