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安经纬

10月24日，圣士提反书院举行开放日。热闹的校园与精英教育的展示以外，校内的文物径与展览空间静静矗立，等待人们放慢脚步，正视一段血腥历史。

黑色圣诞屠杀撕毁文明底线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保卫战最后一天，史称“黑色圣诞节”。当日清晨，约200名日军攻入被用作临时英军医院的圣士提反书院，彻底撕毁《日内瓦公约》的文明底线。尽管建筑物已清晰悬挂红十字标志，负责该院的军医主管乔治·布莱克（Dr. George Black）以及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队长约翰·惠特尼（Captain John Whitney），一同前往正门表明医院身分并恳求日军不要进入，却未能阻止杀戮。布莱克与惠特尼当场遭枪杀，日军甚至用军刀反复刺插两人的尸体。随后日军涌入校园，短短半小时内刺杀56名躺在病床上的英、加、印籍伤兵；中文科主任谭长萱为保护滞留学生坚拒撤离，最终亦壮烈殉难。

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随军牧师的证词揭开了更骇人的真相：日军曾以伤兵尸体当作垫子，轮奸并虐杀七名女护士；屠杀留下约170具惨遭肢解、割去器官的残骸。翌日，日军驱赶幸存者，将染血床单与遗体堆入巨大篝火毁尸灭迹，焚烧历时近三小时。同期在浅水湾、余园与慈幼会等地发生的同类暴行，在在证明这绝非前线军官的个别失控，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将杀戮工具化的系统性暴行。

杀戮落幕，折磨未止。在随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书院与邻近监狱宿舍被转作赤柱拘留营。在极端粮食短缺下，被关押的近3,000名盟国国民及战俘面临饥饿威胁。日常配给仅有极少量食物，而且质素很差，经常有灰尘、泥浆、老鼠和蟑螂的排泄物、烟头，甚至死老鼠混杂其中，导致许多人营养不良、骨瘦如柴；营中卫生条件恶劣，痢疾与脚气病蔓延，老弱妇孺更是首当其冲。

设立校园文物径传承历史真相

战后，校方并未抹去这道伤痕，而是将遗址与文献妥善保存。建于校园最高点的圣士提反堂于1950年启用，正门拱形彩绘玻璃描绘着骨瘦如柴的战俘与饥饿儿童聚首祷告，上方白鸽象征信望爱。玻璃上更精确复制了两份原刻于拘留营囚室墙上的纪录：一份是战俘D.W. Waterton自1943年7月起每天划下斜线直至行刑日的手绘日历；另一份是死难者姓名与处决日期。这些原件虽已送往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校方仍坚持将其复制于原址。

校方更于2008年设立全港首条中学校园文物径，把列为法定古迹的书院大楼、小教堂和教职员宿舍连接起来，并延伸至赤柱军人坟场。由英式平房改建而成的文物馆，陈列部分由当年拘留者后人捐赠的文物。其中《琼斯日记》（The Jones Diary）由赤柱监狱一名美国狱卒写成，记录1942至1945年间拘留营的生活点滴，也记载战争情况，如监狱、小学被机枪扫射与轰炸的惨况。

另一件文物“温蒂·罗斯利的斗篷”（Wendy Rossini's Cape），由当时被拘留的英国少女罗斯利，以三个面粉袋缝制成御寒衣物，见证物资及粮食严重匮乏的艰辛岁月；斗篷一直收藏于她在英国的衣柜，其后由其女儿发现，捐赠予圣士提反书院。文物径串连屠杀及拘留营现场，文物馆陈列拘留营岁月留下的个人纪录，两者结合，让参观者具体地认识这段历史。

警惕历史修正主义掩盖侵略罪行

保存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真相容易被掩盖、遗忘或篡改。二战文物收藏家林建强曾分享，一名20多岁的日本青年在面对侵华与攻港展览时满脸迷惘，坦言对这段历史毫无认知。这绝非个别青年的无知，而是折射出日本篡改历史的危害。一个以现代民主自居的国家，其体制竟能透过教育与言论管控，对国民的集体记忆进行系统性删除。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正无声无息地蚕食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的正当性。

圣士提反书院的保育工作，既是悼念，也是警示。铭记历史，不为延续仇恨，而为守住文明底线；遗忘历史，从来都是重蹈覆辙的共谋。面对那些对军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我们不应止步于惊讶，而必须追问：究竟是谁剥夺了他们“知道”的权利？

作者安经纬是时评专页“Shut The Fake Up”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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