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麟|从五中全会治理逻辑 看香港提升治理效能
来稿作者:朱兆麟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权力监督、压实管治责任、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这项重大部署,不仅体现国家坚持自我革新、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更为香港思考未来发展提供深刻启示。香港由治及兴,关键已不只是维护社会稳定,更在于能否以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破解长年积累的制度积弊,将国家发展机遇真正转化为市民福祉。
将从严要求转化为实际治理能力
五中全会最值得香港借鉴的,是其以制度建设提升治理效能的深层逻辑。国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非单纯依靠纪律惩戒,而是透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系统治理,将权力监督、责任约束与服务人民相结合。对香港而言,这种精神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公共管治不能只依赖官员的个人操守,更不能容许部门各自为政、责任层层推卸。真正有效的行政主导,必须做到权责对等、决策严谨、执行有力、问责有据。
近年宏福苑火灾、红馆演唱会事故及多宗公共工程安全问题,暴露出本港部分监管制度中的深层弊病。这些事件性质各异,却共同提醒社会,制度最危险的漏洞往往不是缺乏规章,而是规章未能落实、监督流于形式。当违规成本偏低、失职责任不清、部门协调不足,侥幸心理便可能逐渐演变为组织文化。香港必须明白,公共安全不能靠侥幸,城市发展更不能建立在失效的监管基础之上。
五中全会强调制度约束和责任落实,对香港最大的启示是将从严要求转化为实际治理能力。政治问责不能止于官员请辞,行政问责不能停留于个别处分,刑事追责亦不能代替制度改革。真正的责任体系,应让政策局、执行部门、专业机构及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形成清晰、可追溯的监管链条。唯有让失职者承担相称后果,让尽责者得到制度支持,才能既防止卸责,也避免公务员因畏惧问责而消极履职。
这种治理理念,亦应贯穿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部署。特区政府已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发展、产业转型及民生改善。然而,宏大的发展蓝图,最终仍要依靠具备执行力的政府落实。若跨部门协调不畅、审批效率不足、公共资源配置失准,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在行政程序中消耗成效。
改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生活
香港发展已进入更需要主动作为的新阶段。过去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主要担任协调者的思维,已不足以应对产业竞争、人口变化及城市更新等复杂挑战。行政主导的真正意义,不是扩大政府权力,而是提升政府统筹资源、识别风险、推动改革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才能让香港既保持国际化、法治化的制度优势,也具备应对长远挑战的战略执行力。
“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独特制度安排,国家治理经验不应被理解为直接移植内地党内纪律,而应转化为符合香港《基本法》、普通法制度及本地行政体系的治理改革。严肃对待公共责任、严谨推动政策执行、严格监督权力运行,正是香港提升行政效能、巩固社会信任的重要方向。制度不同,为民施政、廉洁奉公及勇于担当的要求却有相通之处。
更重要的是,治理改革的最终标准,始终是人民生活。市民关心的不只是政策文件是否完善,更是轮候公屋能否缩短、医疗服务能否改善、青年能否向上流动、居住环境是否安全。政府能否把这些实际问题解决好,才是真正检验治理成效的尺度。从严治理不是为了增加行政负担,而是为了让每一分公共资源得到善用,让每一项政策真正惠及市民。
五中全会对香港最深远的启示,在于发展必须有制度保障,改革必须有责任承担,治理必须以人民福祉为依归。香港由治及兴,不能只依靠国家提供机遇,更须以自身改革能力把握机遇。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敢于正视积弊、勇于革新制度,则是香港走向长远繁荣的内在动力。唯有将从严精神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发展规划转化为民生成果,才能真正彰显“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香港下一代开创更安全、更公平、更有希望的未来。
作者朱兆麟是全国港澳研究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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