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从反犹到反华——黄仁勋下台是历史轮回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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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张一村

黄仁勋辞去全球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行政总裁一职,表面上是婚外情风暴,但真正令其下台的,却是当一个少数族裔站上足够高的位置,其血统身份本身即会被重新界定为风险。婚外情只是引信,身份才是引发连环效应的深层因素。

德雷福斯的历史回响

第一次大战前,欧洲尚未出现大规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但反犹情绪不断升温。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犹太裔身份被诬陷向德国泄密,军事法庭在证据伪造下判其叛国。其后媒体的操作逻辑并未止于指控个人,而是把他塑造成“所有法国犹太人不忠”的象征。一名犹太军官被定罪,自此所有犹太人均成潜在叛徒。

若套用同一结构,黄仁勋事件可谓当代翻版。假设与其传出婚外情的女商人被指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尽管美国司法部表明“尚未得出任何结论”,国会已要求闭门简报,参议员公开施压,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婚外情本身对任何行政总裁而言未必致命——马斯克的政治争议与私生活混乱亦未曾触发国安审查——惟当事人为华裔,私人关系即自动升级为国家安全问题。不少评论称之为“美国华人的悲剧”,措辞或嫌夸张,所指机制却非虚构:对德雷福斯,犹太身份是叛国的预设;对黄仁勋,华裔身份是间谍的预设。

左右翼均可因反华得利

在欧美政圈,华人较其他少数族裔较少参与政治,投票率亦偏低,更遑论示威或建立游说组织。因此,攻击华人所引发的反噬风险较低。另一方面,左右翼均可从反华叙事中取得政治利益:右翼叙事关乎“落后与秩序”——中国抢走职位、移民破坏社区、华人不融入而“搭便车”;左翼叙事则关乎“富裕与不忠”——华裔精英掌握过多财富与技术权力,其终极忠诚却受质疑。两种叙事在19世纪欧洲反犹主义中早有对应——右翼反对衣衫褴褛的犹太小贩“破坏秩序”;左翼反对罗斯柴尔德式犹太财阀“垄断财富”。反犹主义能整合左右,正因它提供同时容纳“反资本”与“反底层”的政治容器。经济不景、民怨上升时,反犹便成政客凝聚民意的故事;今日欧美政坛亦见类似风暴。

黄仁勋恰好同时触发两翼焦虑。他创造以万亿计财富,令华尔街及机构投资者获利丰厚,惟当英伟达与中国市场及出口管制产生交集,他由“AI架构师”顿成“须受审视的人”。右翼见其“过于成功”,左翼见其“成功来路可疑”。贝森特所属特朗普派系公开要求改组领导层,民主党参议员沃伦与库恩斯则带头要求国会听证——两党在反华议题上找到罕见共识,黄仁勋遂成共识的牺牲品。

身份化敌意将产生惯性

德雷福斯事件最黑暗之处,不在冤案本身,而在冤案平反后,法国社会的反犹主义并未消退;身份化敌意一旦被政治动员,便有其惯性。

黄仁勋辞职不会是终点。普林斯顿与哈佛研究者统计,2022至2026年间已有668名在美获终身教授职位的华裔科学家放弃在美工作。数字所指方向与德雷福斯时代的法国惊人相似:当一个群体反复被告知“你们的身份本身就可疑”,留下者要么学会自我审查,要么成为下一个受显微镜式审视的对象。国务卿鲁比奥在事件中的角色——被指撰写备忘录,将黄仁勋与中国情报挂钩,以推动更强硬对华科技政策——说明这不仅是“误会”或“过度反应”;反华已成一种可运作的政治资本,华裔精英则是猎取此类资本的主要猎物。

反犹主义从来不是真的“反对犹太人”,而是反对犹太人所象征的东西。同样,这一轮反华浪潮真正瞄准的,并非黄仁勋个人的婚外情,而是一个华裔面孔坐在全球AI权力顶端的画面本身。今日全球顶级AI产业从业员约半数为华人;即使在美国AI企业,非美国出生的华裔员工占比亦高于美国本土出生者。恰如20世纪初,金融业对世界局势日益重要,人们却惊觉犹太人垄断该产业。德雷福斯坐四年冤狱后获释,惟二战时欧洲犹太人的后辈却经历更残酷的折磨。

作者是张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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