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指避孕套令人“只性交不留种”，提出“生产次货避孕套”刺激生育，其论调惹起广泛争议，有人形容荒谬绝伦，有人则指听起来像疯狂电影桥段，难以付诸实行。但翻开人类历史，为求催谷起生育率，各国政府的疯狂手段从不手软，相比起来，次货避孕套已经不是那么荒诞，因为最少可以选择不用。

现实世界里，由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苏联的“无子税”，一路杀到韩国办公室的“强制提早熄灯”。官方之手直接伸入国民卧室，几乎是每个威权年代的指定动作。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当公权力企图强行操控平民的生育器官，换来的往往不是人口红利，而是深不见底的社会灾难。从抽重税到强行配种，这些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激起强烈民怨。有些导致了人道危机，有些则沦为国际笑柄，本文将盘点全球10个真实存在过的极端催生手段。

施永青文章：《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1. 罗马尼亚的“770法令”：血腥的弃婴灾难

1966年，独裁者寿西斯古（又译：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为求人口倍增，遂颁布“770号法令”（Decree770），下令45岁以下、生育少于5个孩子的女性全面禁止堕胎与避孕。工厂驻扎被谑称为“月经警察”的干部，定期强制检查女工是否怀孕。

效果与民怨：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催生教训。法令虽然一度令出生率短暂翻倍，但代价极其血腥。罗马尼亚录得全欧洲最高的孕产妇死亡率。无数贫困妇女为了终止怀孕，被迫使用衣架、探针等工具进行极危险的后巷堕胎。同时，超过10万名父母无力抚养的婴儿被遗弃，塞爆极度恶劣的国营孤儿院，酿成人道灾难。

何时结束：1989年爆发革命，寿西斯古遭处决，新政府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废除此法令。

2. 苏联的“无子税”：长达半世纪的勒索

1941年，斯大林（又译：斯大林/Joseph Stalin）为填补二战人口折损，向25至50岁无孩男性、以及20至45岁已婚无孩女性征收高达6%的工资税，亦即被称为“无子税”（Tax on childlessness）。

效果与民怨：实际催生效果微乎其微，民众对此极度反感，暗地里谑称为“睪丸税”。为了避开高达6%的工资剥削，无数单身汉宁愿贿赂医生，提交造假的医疗不育证明，也不愿屈服于国家的勒索。

何时结束：政策极其长寿。直到1992年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联邦才将这个荒谬税种废除。

3. 纳粹德国的“生命之泉”：终身的历史烙印

希特拉（Adolf Hitler）与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搞出的纯种雅利安人繁衍计划，名为“生命之泉”（Lebensborn）。国家鼓励金发碧眼的未婚女子与党卫军军官发生性关系，并由国家直接包办秘密生育与抚养，同时设立“德国母亲十字勋章”，生下8个孩子即获金十字奖。

效果与民怨：计划非但未能扭转人口下降劣势，反而摧毁了无数无辜生命，数以万计的儿童成为“配种政策”下的产物，甚至从东欧被直接绑架洗脑。

何时结束：该计划随着1945年纳粹战败而瓦解，但这些儿童在战后于欧洲各地饱受严重歧视与欺凌，被社会视为“纳粹孽种”，许多人终身背负创伤，活在身份认同的撕裂中。

4. 法西斯意大利的“单身税”：越罚越唔生

1928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视人口为帝国扩张的本钱，单身汉被视为“逃避国家责任”，因此需缴纳惩罚性的单身税（Bachelor tax），所得税金被政府直接拿去补贴多产家庭。

效果与民怨：政策彻底失败。除了让国库多了一笔进帐，根本无法挽救持续下跌的生育率，民众对墨索里尼这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极度不满，高压逼婚反而令更多年轻人对组织家庭产生抗拒与恐惧。

何时结束：1943年法西斯政权垮台，单身税随之撤销。

5. 韩国的办公室“强制熄灯”：坚离地的国际大笑话

为挽救极低生育率，韩国保健福祉部在2010年祭出奇招：每个月订立“家庭日”（Family Day），晚上7点强制切断办公室电源与照明。官方理由直接了当：逼员工早点回家做爱造人。

效果与民怨：沦为国际级公关灾难，具深厚加班文化的韩国打工族根本无动于衷，多数员工被熄灯后，只是无奈地转移到附近咖啡厅，打开手提电脑继续搏杀，网民疯狂嘲讽官员“离地到上太空”。

何时结束：在民怨与嘲笑声中，这项噱头政策在推行短短数年后便悄悄叫停，韩国生育率至今依然毫无起色，稳居全球包尾。

6. 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受孕日”：为抽奖而生

2005年起，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Ulyanovsk）州长将每年9月12日定为“受孕日”（Day of Conception），情侣获准放假半天回家造人，只要刚好在9个月后的俄罗斯国庆日（6月12日）生下婴儿，政府直接送出雪柜，甚至是一架越野车作奖励。

效果与民怨：初期确实引发一阵短暂的“造人潮”，但长远毫无作用，多数基层民众只视其为抽奖游戏，生完一胎、拿了雪柜或越野车奖励便立刻“停工”。

何时结束：政策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地方层面，但早已被边缘化。它被公认是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政治大龙凤，完全无法逆转俄罗斯因经济衰退导致的结构性人口萎缩。

7. 伊朗全面封杀结扎与避孕：催生庞大黑市

2014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下达扩张人口指令，到2020年，国营医院与诊所全面停止提供免费避孕药具，并严禁输精管与输卵管结扎手术，公权力强行介入，直接没收民众的避孕权。

效果与民怨：触发全国恐慌与极度愤怒，不但未能迎来婴儿潮，反而催生了庞大的地下黑市避孕工具及堕胎诊所，大量妇女冒命进行极危险的非法流产手术，甚至购买来历不明的劣质避孕药，孕妇死亡风险直线飙升。

何时结束：政策至今依然生效，但结果是生育率继续死水一潭。

8. 波兰的“似兔子般繁殖”宣传：受辱的公民社会

波兰面对人口萎缩问题，当地卫生部于2017年斥资推出一条极具争议的官方宣传片，影片以兔子视角配上旁白宣称，兔子之所以多子多孙，是因为牠们“运动多、饮食健康、压力小”，并在片尾呼吁波兰国民：“如果你想成为父母，请向兔子学习。”

效果与民怨：这种把人类生育等同畜牧业的行径，随即引爆公民社会猛烈抨击，波兰民众对政府将国民与“发情畜牲”相提并论感到极度受辱，网上涌现海量迷因图，炮轰卫生部浪费纳税人金钱。

何时结束：在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下，这场灾难级的公关宣传迅速被当局草草收回，未能为波兰增加丝毫生育率。

9. 新加坡的“国家级高学历配种”：阶级撕裂的伤疤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任时，因担忧高学历女性生育率低会拉低国家质素，遂于1984年成立“社会发展局”（SDU），政府变身官方红娘，专门用纳税人的钱撮合大学学历的单身男女。低学历者则一度面临绝育现金补贴，手段充满优生学争议。

效果与民怨：政策充满浓厚的优生学与阶级歧视意味，激起基层强烈反感。被政府标签为“次等”的低学历群体深感被国家背叛，民间对李光耀这种精英主义干预私生活的做法充满怨气。

何时结束：面对选票流失与社会撕裂的压力，政府最终在2009年将“社会发展局”（SDU）重组为“社会发展网络”（SDN），表面上淡化了学历门槛。然而新加坡人依然用肚皮投票，近年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0的危险警戒线。

10. 匈牙利的拉科西无子重税：点燃革命的火种

1953年共产党统治期间，针对20至50岁有收入但无子女的男性与女性，强制征收高达工资4%的“无子税”。当时由卫生部长拉特科（Anna Ratkó）强硬推行，甚至连堕胎也被严格定罪。

效果与民怨：这项苛政直接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怒火，民众不仅要承受共产党统治下物资短缺的经济压力，还要被国家以“无子”为由强制抽血，庞大的民怨不断积累，成为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何时结束：迫于极大的内部压力，当局在1956年黯然撤回这项推行仅3年的政策。几个月后，震惊世界的匈牙利十月革命随即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