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喜欢泡澡”，这句话听起来自然无违和感，因为泡澡习惯早已与“日本人特质”密不可分。仔细研究日本的入浴史，可以发现自明治时期以来，泡澡成为一种美德，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身心干净好国民”的风气。以下专访《风吕与爱国》作者川端美季（立命馆大学生存学研究所特聘副教授），请她谈谈当时的背景和脉络。

“不洗澡”现象

2024年春天，“不洗澡圈”（风吕キャンセル界隈）在SNS社群平台上引起广泛讨论，此现象亦在年轻人之间蔚为风潮，指的是“觉得泡澡或洗澡很麻烦”或“不会每天洗澡”的人。川端美季指出，“日文原文中有‘取消’之意，表示背后隐含著认为每天洗澡是理所当然”，“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形成的？我对这点相当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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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人从小到大被家长叮咛，要在晚餐前先洗澡，也有许多人在旅行途中，渴望在热气𣱣氲的浴缸里好好泡澡放松，而非单纯快速淋浴。川端自己在童年时期也曾纳闷，为何父母总是热切地叫她去洗澡。也正因为过去的经验，让她选择以日本人入浴习惯作为研究主题。

我觉得，‘入浴习惯’或多或少影响了日本人对干净整洁的定义。顺着历史脉络来看，我想探究这个‘日本人是喜欢泡澡爱干净的民族’的观点是如何产生的。

江户时代，浴池脏污？

自古以来，日本各地皆流传着人们泡温泉的传说。6世纪中期，当佛教传入日本，各地寺院开始设置浴场及蒸气室，不只提供给僧侣使用，也开放一般参拜民众使用。接受参拜民众布施的同时，也可累积佛界功德。

后来，开始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钱汤（大众澡堂），到了江户时代尤为盛行。根据记载，德川家康进入江户隔年的1591年，出现了第一间钱汤，到了17世纪前半，各个乡镇市几乎都有自己的钱汤。“随着幕府建立，陆续兴建大规模土木工程，吸引许多劳动者聚集。不光是江户，像大阪、京都等地也随着都市化发展而广设钱汤。当时这些钱汤被称为‘汤屋’，以蒸气浴为主。人们经常来光顾钱汤，因为可以促进排汗、清洁身体、使用后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江户中期的儒学者贝原益轩于其著作《养生训》提到，使用热水泡澡可促进排汗、消耗精力，对身体有害，不应过度。可以想见当时民众泡澡频率之高，已到必须提醒节制的地步。

“石榴口”乃当时汤屋的主流结构，是一种将沐浴区和大浴场以木板门隔开的形式。其中有部分通往浴场的入口门梁较低，必须俯身通过，这是为了防止蒸气外泄的构造，以保持室内温度。“石榴口内的浴场光线昏暗，即使浴池里面有漂浮物，人们也不一定会察觉。而且当时并无供水设备，因此无法频繁更换浴池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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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混浴的规范

江户时代的汤屋一般都是男女混浴。当时政府基于风纪败坏的理由，多次修订相关规范，在1787至1793年老中松平定信的宽政改革下，颁布了“混浴禁止令”。“有人认为此规定的对象是那些在‘场末（江户边缘地区）’生活的贫困阶层的人们。由于当时经常有袭击米店之类的暴动发生，或许政府当时想借由规范汤屋来管理那些暴动的主要参与者。”

那些幕末至明治初期来日本的西方人，一方面赞美日本人是拥有良好清洁习惯的民族，一方面则对他们不避讳裸体的态度感到震惊。尽管西方思维是禁止男女混浴的外来压力，但日本人的混浴习惯却很难瞬间改变。

明治12（1879）年，东京成为全国先驱，首先制定“汤屋取缔规则”，明确规定营业许可制、防火规定、禁止男女混浴等。到了明治时代后期，全国经营汤屋者必须受到法律规范，并由警察机关管理，而汤屋的设施也一并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身体和心灵的“洁净”

江户时代的平民百姓会为了洗去身体的污垢而频繁入浴。然而，入浴的意义不仅于此，山东京传的《贤愚凑钱汤新话》（1802年）中描绘了年底的汤屋场景，内文提及入浴是洗去积累一年的身体污垢，也象征洗去了“内心欲望尘垢”及“烦恼执念”。

川端女士说道：

江户文化历经三百年的酝酿与发展，逐渐让泡澡与心灵净化融合为一。

到了明治时代，泡澡成为一种美德，因此开始有“日本人爱泡澡”的说法。“日本自古以来便有入浴的习惯，无论社会阶层高低，人人都会泡澡，但西方的上流社会，未必经常泡澡。因此泡澡是美德，日本人是干净的民族——大约从明治30（1897）年起，这样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

而甲午战争（1894至1895年）、日俄战争（1904至1905年）的胜利，便有着这样的时空背景。“小国家身形娇小的人民，为何能打赢大国俄罗斯和中国（清朝）呢？政治家与知识份子将其归因于武士道、日本人的民族性、甚至提及泡澡习惯。当时为了反击欧美那些歧视亚洲人言论的‘黄祸论’，每次在谈到与欧美比较的话题时，经常会以此说法反驳。”

明治23（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其核心思想为道德教育，目的是让国民有一致性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日本人将清洁与民族性结合的契机。为了让简短但抽象的教育敕语能更加深入民心，因此以浅显易懂文字书写的《国民道德论》就此崛起。“为了推行以天皇为最高位者的忠君爱国理念，凝聚日本人心灵的‘民族道德’为必要手段。一般认为民族道德是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因此，民族性变成众人讨论焦点。当大家在讨论民族性时，‘洁白纯净’被视为一项优点。以武士道为例，当武士的忠贞受到玷污时，他们会切腹以表清白。而自古以来的泡澡习惯，正体现出这是让身体洁净的最好方式。”

“主张当身体受到污染，心灵也同样不洁，并援引神话中伊邪那岐命的故事，当他从黄泉国归来时，为了消除秽污、驱除不洁，便以水净身，进行除秽仪式。江户时代已有去除‘心垢’（即心灵上的污秽、沉积物）的概念，我认为有了这层概念，国民比较能够接受追求身心洁净的想法。”

家庭卫生管理是主妇的责任

明治37年至昭和20年（1904至1945年）期间，在第一线学校教育使用的国定修身教科书中，教导孩子保持身体整洁与健康，是一件对社会及国家有益之事。另一方面，家庭卫生管理则由主妇负责。

甲午战争后，社会提倡“贤妻良母论”，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家庭经营方针的家政书籍，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便是关于孩童入浴习惯的记述。日本女性被赋予家庭中传承入浴文化的角色及培育优秀国民的使命。“从女性争取人权的历史脉络来看，我认为当时部分女性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主动承担这样的任务。她们接受身为‘母亲’的国家责任，或许可能是间接造成母亲‘影子劳动（Shadow Work）’（译注：影子劳动（Shadow Work），指那些不被视为‘正式工作’，却对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无偿劳动。）的社会形象及今日根深蒂固的性别问题。”

“成为优秀市民”之公共澡堂运动

日本有引以为傲的入浴习惯，另一方面，在明治30（1897）年后，政府官员和各企业专家们，受到19世纪后期欧美公共澡堂运动的感化。该运动目的是在移民者、劳工、及贫民居住区设置公共澡堂。

在欧美，洗澡同样与心灵层面和社会阶层息息相关。相较于日本是为了‘成为优秀国民’，欧美则将之视为‘成为优秀市民’的必要条件。

“曾赴海外视察的日本卫生专家们主张，公共澡堂应为社会政策一环，由政府部门设置，并降低使用费。采行政府设置、民间经营的公设民营运作方式，以大城市为优先进行推广。例如，在大正时期的京都，为了保障自古以来被歧视地区居民的权益问题，设置了公共澡堂，并由该区住民组成的团队负责经营。不仅可创造区域内就业机会，帮助失业者及生活困顿者，同时也增进自来水设施等基础建设的改善。”

此外，针对北海道爱奴民族居住地、或冲绳等较少泡澡的地区、以及东亚地区殖民地等地，皆陆续设置公共澡堂。“泡澡被视为干净整洁的象征，也因此变成合理化歧视与同化的手段。只因为爱奴与冲绳民族没有泡澡习惯，便迳自将他们归为‘不洁’，不在乎他们其实只是拥有不同生活习惯与风土民情的族群，实在太遗憾了。”

在殖民地区，尽管当政者意图同化该区域，但据说仍然会将日本人和当地人使用的设施分开，刻意区分出来。

“干净”代表消除“不干净”

川端认为，所谓“干净”，是一种持续将偏离“标准”的事物加以排除的过程，亦即去除不干净或脏污等。“我觉得，战后浴缸逐渐普及于各家庭，每天泡澡也变得习以为常。与战前相比，民众更了解清洁规范，并内化成日常习惯，进而演变成理所当然的自然行为。”这种内化的清洁规范，时不时便会展现在日常社会中。例如新冠肺炎期间，民众更加重视戴口罩和勤洗手，但同时也产生了像是“道德魔人”以及对医护人员的骚扰等歧视现象。

新冠肺炎初期，曾有政治人物斩钉截铁地说，日本比欧美国家的感染者和死亡人数较少，是因为‘日本人的公民素养高’。这与过去将历史上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归因于日本人民族性如出一辙。

透过入浴与清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性别、政治、歧视、边缘化等各种社会问题，也让人再次审视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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