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伊朗家庭主妇Saghar向英媒表示：“你走进杂货店，会看见人们都在对比价格。连牛奶或乳酪这种基本商品都不买，更别说肉类了。”她还称自己已经停止购买伊朗传统主食“Lighvan Chesse” ——该商品价格在数周内从每包600万里亚尔飙升逾33%至800万里亚尔。

在货币空前暴跌、通胀飙升的背景下，深陷严重经济危机的伊朗自上月28日爆发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后，至今不但一直未有平息的迹象，甚至有可能因当局的严厉镇压而引致美国方面进一步介入……

伊朗的这波示威，原本仅是一场始于德黑兰商贩罢工的示威活动，但随着学生的加入而不断规模扩大，成为自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Women, Life, Freedom）运动以来对该国伊斯兰政权最严峻的挑战，反映当地民众对政府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与愤怒。

民众不满的源头来自于该国货币的急速贬值。自2025年6月与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以来，伊朗里亚尔已贬值约60%，12月29日甚至一度跌至1美元兑144.5万里亚尔的历史新低。而该国居高不下的年通胀率，也在12月飙升至42.2%，严重推高整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在生活成本上升，但收入和工作保障却跟不上时，生计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不满。而一开始源于经济问题的抗议，随着示威规模的扩大，则逐渐演变为广泛的政治诉求。示威者将矛头指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和伊朗的外交政策，在伊朗中西部城市哈马丹的一次示威活动中，示威者甚至高喊“独裁者去死”。

伊朗经济问题根源已有多年？

伊朗的经济问题并非一日之寒，该国长期因发展核计划而受到外部制裁。2015年，为解决核危机问题，伊朗与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欧盟达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又称伊朗核协定）。伊朗在该协定中同意限制其核计划发展，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以换取各国对伊朗的制裁放宽。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该协定，并重启且新增对伊朗的一系列制裁措施。而在2025年6月“12日战争”与美国、以色列发生正面冲突后，伊朗也宣布停止履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其面临的多方制裁则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同年9月重启了自2015年对伊朗暂停的核相关制裁，欧盟也重新引入包括资产冻结、贸易投资等领域限制的制裁，美国则继续维持对伊朗全面的最大压力制裁。

但在制裁的另一边，则是伊朗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出口。其中，石油出口占伊朗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全方位外交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往往就是严厉经济制裁，各国尤其会瞄准其石油出口，以断德黑兰的财路。

2026年的预算提案就反映了伊朗政府当前的困境。石油收入的下降导致政府对税收依赖增强，且公共部门的薪资难以跟上通胀步伐。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在出席议会会议时对立法者说，“有人告诉我工资低，情况确实如此。还有人跟我说认为税收高，这也同样属实。但随后又有人让我提高工资，可谁能告诉我钱从哪里来？我们连用来维持民生、购买牲畜饲料和基础商品的外汇收入都难以保障。”

收入有限的伊朗政府为维持国家运转，步入了靠中央银行印钱的歧途，反过来加剧通胀。此外，制裁还导致伊朗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遭到高度孤立：多数伊朗银行在2018年后就被排除在SWIFT系统外，造成国际资金一直流通困难。这些种种合力助长了货币动荡和高通胀危机。

腐败、腐败，还是腐败……

撇除制裁影响，有伊朗经济专家指出，该国普遍存在的腐败、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滥用、不公平的预算分配、政府对地区代理势力的支出等，皆导致通货膨胀飙升至极端水平，并严重损害了伊朗经济。

其中，腐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有专家指：“即使在制裁之下，假如伊朗能够遏制官员腐败，并避免将外汇储备用于政治意识形态项目，其财政状况本可以更好。”他举例在今年的预算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IRIB，该国唯一的电视台和重要的宣传机构）的预算增加了20%，其他伊斯兰宣传组织的预算也增加了8%。

另外，石油收入损失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与政权内部人士有关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国外注册，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但它们并没有将所有应缴款项上缴给政府。专家指：“这些人与权力核心圈关系密切，但政权无法强迫他们归还资金。”

研究伊朗经济的学者马赫达维（Amir Hossein Mahdavi）向《纽约时报》表示，自己目前对伊朗摆脱经济泥潭的前景感到悲观。他认为，伊朗政府可以通过改变与美国的关系以换取制裁的解除，抑或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但这两种选项似乎都不太可能实现。

他说：“目前看来，伊朗高通胀持续的风险愈来愈大，重蹈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国近期覆辙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

政府罕见认衰缓和回应示威

2006年至2021年间，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伊朗人口从900万增至2,550万。如今，面对该国近年最严峻的经济危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当地人只会有增无减。

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伊朗央行行长法尔津（Mohammad Reza Farzin）近日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前经济部部长赫马蒂（Abdolnaser Hemmati）。总统佩泽希齐扬则在X平台发文回应示威活动称：“人民的生计是我每天最关心的事情。”

佩泽希齐扬表示，政府已计划采取措施“改革货币和银行体系，维护人民的购买力，”他补充说，他还要求内政部长“通过与示威者代表对话，听取他们的合理诉求”。总统的执行副手加姆帕纳（Mohammad Jafar Ghaempanah）甚至为通胀失控公开致歉，并将危机归咎于西方制裁和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

伊朗政府此前对近年来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往往都采用暴力手段镇压，且不愿与抗议者进行对话。但这一次，政府似乎正尝试采取更缓和的方式处理危机，因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已不可否认。

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Fatemeh Mohajerani）上月底透露，政府计划与抗议组织者展开对话，并称“我们目睹了如今人们正为生计而奋力挣扎，我们看见、听见并理解这些抗议、危机与困境。”然而，同情的言论或不足以安抚挣扎且愤怒的伊朗民众，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伊朗领导人并没有快速扭转国内经济颓势、为民众生活带来切实变化的办法。

周日，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活动家通讯社（HRANA）于1月11日表示，持续近两周的抗议活动已造成逾500人死亡，另有1万人被逮捕。有伊朗经济学家警告说，杀害示威者并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批评德黑兰根本没有打击腐败的意愿。他说：“只要政府拒绝真正的经济改革，继续把钱花在意识形态上而不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上，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社会动荡也会持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