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足球队于2026年世界杯以 1 胜 2 负的成绩完成赛事，仅得3分止步分组赛，黯然出局回国。赛后，主帅洪明甫虽已很快宣布请辞，惟依然无法平息国内怒火。大批球迷在对他作出谩骂和侮辱，更夸张的是还有死亡威胁；此外，有店家把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政界、媒体、Kpop明星也大肆抨击，连总统李在明也开腔批评（没点名批评）、首尔警方亦介入调查其任命程序，情况俨如该国“战犯”。

或许会有人好奇在绿茵场上，“胜败本乃兵家常事”，这届世界杯早早出局的也不止韩国一队，为何唯独是韩国社会上下如此“群情汹涌、喊打喊杀”？

韩国举国上下原本对今届世界杯寄予厚望，球队甚至提早半个月抵达墨西哥适应高海拔环境。结果，球队在扩军至 48 队的首届世杯赛事中，整体排名落在第 34 名，韩媒认为若按旧制 32 队的标准来看，国家队这次实际上甚至连决赛周也进不了。面对这个“史上最差劲”的战绩，难免瞬间点燃起大韩民国的怒火。（注：不计1954年一届（当时仅有16队进入决赛周），1990年韩国以3战全败的成绩出局才是最差一届）

愤怒情绪迅速蔓延至政治层面。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韩国足协（KFA）选帅机制，痛批“当能力让位于亲疏关系，失败就是必然结果”，并下令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败因。首尔警方周四表示，将调查有关足协主席郑梦奎在2024年任命洪明甫为韩国国家队主教练一事中施加不当影响的指控。

韩国足坛正面临一场从教练选任到体制改革的全面清算。不过，韩国社会的舆论普遍认为，单靠换掉总教练无法解决足协僵化的官僚体制，韩国足坛人士呼吁打破既有权力结构，引进具创新思维的外籍或新世代教练。

韩国球迷过份寄予厚望？

韩国球迷之所以对今届充满期待，原因之一是球队被编入实力较弱的小组，对手只有墨西哥、捷克和南非；加上球队坐拥孙兴慜、李刚仁和金玟哉等能立足或正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豪门的大牌球星，而且阵中还有一众外流球员，实力和知名度可算是冠绝历届；本届能够再创佳绩，似乎是有一定的保证。

然而，韩国整体实力或许较以往更为成熟，但孙兴慜近两季状态明显下滑、李刚仁和金玟哉在球会非绝对主力，前线黄喜灿本季在狼队状态同样低迷。球队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主力进攻好手基本上均属边路球员，他们缺乏一位真正具级数的中锋，纵有曹圭成、吴贤奎等人能出任这一位置，惟要在强度更高的世界杯赛场上争胜，还是缺了一点实力。

赛前，外界分析指以韩国本届小组赛的签运来说，要突破小组赛是相对轻松的，重点只不过是以第几名出线；但普遍预期韩国应该最后也会在32强止步。

诚然，洪明甫作为主帅，从战术层面来看确实应该被骂。球队在三场分组赛的发挥表现乏善可陈，攻力尤见低迷，其中两场比赛未能取得入球。最后一仗，他的排兵布阵失误，包括不让孙兴慜正选上阵，导致韩国输给了世界排名远低于自己的南非队，最终无缘32强。当然，若非门将金承奎在对墨西哥的一仗中“甩手”，被东道主抓紧机会射入空门破网，让球队以0:1落败；稳进32强也是在望。

不少韩国球迷其后感叹说，“看完最近日本队的比赛，才发现已经达到韩国难以追赶的水准”。韩媒分析指，日韩双方差距扩大的关键，在于足球发展愿景与制度不同。日本足球协会（JFA）早于2005年就提出以2050年夺得世杯冠军为目标的“Japan's Way”计划，积极让优秀年轻球员赴海外发展。日本还从各级青年代表队到国家队，都拥有一致的战术理念与足球哲学，使球员在不同年龄层皆能无缝接轨。

相比之下，韩国足协长期受到派系文化、财阀把持、行政不透明与选帅争议等问题困扰，导致国家队屡屡陷入内耗。韩国足球界当前还缺乏长远发展蓝图，只著重眼前成绩，报道指“韩国足球不是透过完善的组织制度来培养球员和国家队，而是过度依赖少数天才球员。”

韩国国家队的战术体系还经常随教练更迭而剧烈变动，无法像日本般在各级梯队维持一致的足球哲学理念与无缝接轨。名宿奇诚庸更曾直言，韩国足球圈内部的利益导向，使得球员和教练无法如日本球员那样全心为国家队体系牺牲奉献。

“恨”文化、事大主义、朝鲜地狱……

许多球迷可能会对韩国社会的当前反应感到有点陌生，毕竟对比本届也提早出局的日本、德国和荷兰，韩国的反应过于“有毒且病态，甚至乎走火入魔”。举例，德国队在32强出局后，虽然也出现了针对射失关键12码的后卫庄拿芬泰希（Jonathan Tah）的辱骂和种族歧视，但也仅限于少数极端球迷，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甚至还赞赏球队的表现，只是这番话激怒了不少球迷……

日本那边的反应亦平静得多。日本网民的评论大多很温和，纷纷对球员和教练组表示感谢。

在这裹，不得不提作为总统的李在明的反应。在球队于6月27日笃定出局后，这位韩国元首翌日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球队，当中暗指洪明甫为无能之辈，此举如同迅速为事件定性，为其作为“战犯”的论述“盖棺定论”，这无疑是在为全国怒火“火上浇油”。

说回韩国舖天盖地的谩骂与批评，这或许与韩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事大主义不无关系。足球比赛在韩国人眼中往往变成展示国力的场合，关乎到民族自尊。1980年代，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为了巩固政权而推行了所谓“3S”（即体育（Sports）、影视 （Screen）与性产业（Sex））的愚民政策。当局希望这三大娱乐领域，能够转移民众对政治压迫与经济压力的注意力，从而弱化民众的民主抗争意识。自此，足球对韩国人而言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

另一方面，韩国文化中有所谓的“恨”（Han，한）文化，这根植于朝鲜半岛历史上作为小国夹于大国之间、频繁的外族入侵、殖民统治与社会动荡。它并非单纯的负面仇恨，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复合体。它代表着因不公、苦难、压迫与无常感而积累在内心的悲愤、遗憾与无奈。

过去数十年来，这种“恨”的文化成为了韩国人普遍的国民心理，驱使他们疯狂工作。他们想要超越邻国，想要改变自身的命运。正因如此，韩国人拚了命地打造像三星（Samsung）、LG、现代（Hyundai）等的国际品牌，并掀起了K-Pop、K-Drama热潮。这些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消解“恨”，证明韩国人的能力。

近年，不少韩国人以“地狱朝鲜”（헬조선，Hell Chosun）来形容国家，该国面对通胀、学历眨值、就业困难、高失业率等问题，不少当地年轻人对未来感到灰心。在贫富差距极大的地方，因为买不起楼，居住问题等，不敢结婚组织家庭，甚至只愿成为“三抛”、“五抛”，甚至“七抛”世代。（指放弃恋爱、结婚与生子，再加上抛弃买房与人际关系，甚至更进一步抛弃梦想与希望）

上述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因素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成功欲望，但这也容易走向极端，变成一种不容失败、恐惧失败、甚至仇恨失败的扭曲心态，也就是所谓的“过度竞争”，为了成功过程中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不择手段。

足球在此背景下承载着同样的心理，从那时起就成了民族尊严的象征，是宣泄韩国人所有“恨”情绪的渠道，足球场上的赛果及成绩对他们而言，成为了“成败荣辱”。这也难怪外界对韩国队的看法一直充满负面，尤其是自2002年日韩世界杯以后，变成“茅波、黑哨、极端、输打赢要”的代名词。

“国家英雄”终跌下神坛变“狗雄”？

如今沦为战犯的洪明甫，球员时代是国家英雄，甚至可以说是韩国史上最伟大的防守球员，他还在韩国踢球时就受到包括欧洲和日本许多球队的关注，这在当时并不常见，最后他也顺利登陆日本职业联赛（J-League）；最厉害的还是他曾被球王比利选为FIFA史上最伟大的100名球员之一，是日本的中田英寿外唯一入选的人，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

洪明甫也曾以球员身分参加过4届世界杯，而最为人熟悉的，当然就是他在2002年世界杯以队长身分带领韩国队历史性地闯入最后4强，最后他还获得了铜球奖（大会选出的第三名优秀球员）的殊荣；故此身为球员，洪明甫在韩国甚至是世界足坛有著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么，为何韩国队早早出局，只有洪明甫一人成为了战犯？7月1日，球队队员凌晨返抵韩国，在机场获球迷打气送暖；惟提早一日回国、已辞职的洪明甫则惨遭逾200名群众狂嘘，更有人举起“韩国足球已死”的横额抗议，接机待遇可谓“差天共地”。

个中原因或许是，洪明甫被指透过裙带关系获得主帅职位，这对于长期面临社会不公的普通大众来说，无疑燃点起了他们心中的“恨”，因而作出超乎外界理解的过激反应。

从上述的韩国社会文化独特性来说，可以看出其有如“双面刃”的属性，缺点是容易集体失控且走向极端，但当中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最经典的例子要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年韩国几乎破产并且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但正是这种痛苦，让他们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足5年，该国就作为全球经济巨头重新崛起。

韩国足球今天或许让人大为失望，而作为战犯的洪明甫也绝非韩国队唯一的问题所在。最终，这股席卷韩国社会上下的全国怒火将引领该国足球走向何方，是认真改革、涅槃重生，抑或投鼠忌器、积重难返，值得外界拭目以待，说不定下届世界杯自有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