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以往的西藏新疆　中国探索新的边疆治理

在相隔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先后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这都是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史以来的最高规格，足以显示当今中国决策层对于西藏、新疆的重视。

早在2013年，习近平便说过：“治国必治边。”过去十来年，中国政府在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治理和发展西藏、新疆的基础上持续强化边疆工作，意在把西藏、新疆打造为新的治理模板。

与过去十来年西藏、新疆的发展和中国政府最高规格阵容出席西藏、新疆的庆祝大会相比，曾经干扰西藏、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分离主义遭到有力遏制，昔日较有影响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热比娅·卡德尔早已不复当年，成为过去。这既说明当今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又说明中国政府能在西藏、新疆保持强大影响力。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怎么治理边疆，一直是中央政权的重大难题。相比于中央政权能直接掌控的汉人地区，边疆经常居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宗教往往不同于汉人地区。尽管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与汉人地区常常有贸易往来，但彼此之间的联系远远不能与当今时代相比。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与汉人地区乃至中央政权的隔阂、分歧、冲突是传统中国不可回避的挑战。

整体而言，在传统中国，每当中央政权强盛的时候，往往能有力控制边疆，但一旦中央政权遭遇重大危机，开始衰败，控制力下降，边疆往往尾大不掉，甚至危及中央政权的安全。

影响中央政权治理边疆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有三个因素显而易见。第一，传统中国王朝始终跳不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进而深度影响边疆治理。第二，传统中国的经济、科技、交通、通信尚处于农业社会，调配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对于远离统治核心区的边疆经常鞭长莫及。第三，边疆少数民族对于传统中国王朝的认同问题经常存在挑战。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非但早已不同以往，而且正在探索新的路径。第一，早在70多年前的延安“窑洞对”中毛泽东便已提出通过民主监督来跳出历史周期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现代化含量远超传统王朝。近年来中国决策层将“自我革命”视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办法。尽管当今中国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要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含量，寻求良政善治之路，但与传统王朝有着根本区别。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数十年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现在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在经济、科技、交通、通信领域具有传统王朝根本不能想象的强大能力。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既有能力支援西藏、新疆的发展，又有能力大幅强化在西藏、新疆的资源调配能力，为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打下基础。

公开资料显示，西藏GDP从自治区成立的1965年的3.2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4年的2765亿元人民币，增长154倍。1965年至2024年，中央财政对西藏累计投入2.6万亿元人民币，西藏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万公里。

为了发展西藏经济和有力提升在西藏调配资源的能力，中国政府在西藏开展三大超级工程，分别是2020年开工建设的川藏铁路，今年7月宣布开工建设的总投资约1.2万亿元人民币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有望今年开工的新藏铁路。

新疆GDP从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的12.31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4年的20534.08亿元人民币，增长203倍。新疆公路通车里程在2024年达到23.19万公里，铁路总里程在2025年达到9234公里。70年来，中央财政下达新疆各类转移支付66182.3亿元人民币。

第三，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奉行“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即各民族在互鉴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既尊重各民族特色，又以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为了增进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中国政府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做了两件事：强化文化和民族认同，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无论在西藏还是在新疆，中国都致力于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重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经济民生领域，西藏、新疆都取得远超过去的成绩。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曾经影响西藏、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已经被有力遏制，新疆已经从十多年前暴恐事件频发的状态转变为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随着三大超级工程在西藏的落地和中国政府持续推动新疆经济发展，今后西藏、新疆有望发生更大变化。

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为了西藏、新疆的稳定和发展，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都应持续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都应努力确保经济健康发展，都应不断回应人民日益增加的新诉求，都应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