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文从当年台大的台独学生，走到今日国民党主席，再走到“我是中国人”、高喊终结两岸自相残杀，同一时间，民进党亦从当年的“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号召，一路滑向今天只剩抹红、警告、嘲讽的“恫吓机器”。再有，郑丽文当选伊始即收到习近平贺电、北京学界视为“和平积极讯号”评价，反观在台湾内部却是收到民进党全党把她打成“中共同路人”、老同学口中的“被欺骗”。这一场围绕在郑丽文身上的政治风暴，更像是一面照妖镜：不是她一个人“变节”投向和平，而是民进党整个政党被困在“台独恋爱脑”的自我封闭里，只允许“对统一的积极恐惧”，却拒绝任何“对和平的积极想像”。于是乎，问题便浮现出来：郑丽文一人可以，为何民进党全党不行？

从国民党全代会到中评会，郑丽文把话说得很白：2028年要和平政党轮替，要让国民党重返执政，目的是“终结两岸自相残杀”，让两岸用智慧与决心开创“百年和平的基业”。她把自己的政治定位，建立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上，宣称“两岸和平的通关密语就是九二共识”，并且不避讳接下“我是中国人”这顶在台湾已被高度污名化的标签。这些表态在台湾内部引来铺天盖地的红帽攻击，却在北京学界被视为“对未来和平稳定与统一进程的积极现象”。同一组话语，在不同政治社群眼中，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情绪温度，反而更凸显台湾内部情绪化的撕裂。

民进党的反应其实非常典型。对国民党新主席没有一句道贺，迎上去的只有政治训诫：质疑国民党丧失主权立场、指控中共介选，顺手把“在地协力者”的帽子再扣紧一点。绿营侧翼与支持者则忙著重写个人关系史：曾经的学长姐、战友，如今变成“终于看清真面目”、“年轻时被她骗了”。这些叙事的核心，不在于检验她如今路线是否合理，而在于把她重新归类为“敌人”，让自己无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她可以改变，为何自己不可以？

追根究底，郑丽文的转变，并不是从“民主斗士”投身“中共同路人”，而是从一种政治浪漫主义，走向对现实风险的重新评估。她从台独学生社团走到国民党主席，从“反中”口号走到“有机会就要见习近平”、要在九二共识之上恢复制度性对话，这当然可以被批评、被质疑，但那是一种可供辩论的政治路线，而不是纯粹道德审判的对象。真正把她妖魔化的，是民进党多年间累积出的那套“中共同路人”想像：只要谈和平、谈交流、谈中国人认同，就等于替北京背书。这套叙事的问题，是它在逻辑上关上了所有“对和平的积极想像”，只留下“对统一的积极恐惧”。

民进党与台独支持者对两岸的核心情绪，很大一部分是“对统一的积极恐惧”。他们反复强调一旦接受一中原则、承认九二共识，就等于走上“香港化”或被“并吞”的道路，于是“反统”变成唯一可以动员群众的政治语汇。问题在于，在这种高亢的恐惧叙事之后，没有下一步。害怕统一，然后呢？是永远把军费堆高？把所有愿谈对话的人都赶出“爱台湾”的道德社群？还是期待美国某天忽然下定决心，为台湾打一场没有上限的战争？

于是，台湾民众好似被迫推进影院，看了一部没有剧情出口的恐怖片。诸如国安十法、境外势力、抹红调查，乃至一项项立法与调查机制，把整个台湾社会推向如“密室逃脱”的集体焦虑，被恐怖怪客关禁闭，但电影剧情并没有写好下一幕到底要往哪里去？还有没有希望？民进党近年开始喊著“备战以避战”，实际上却不愿具体讨论任何可真正降低风险的选项，因为那一旦牵涉九二共识、对话、协商，就会冲撞他们多年来建构的道德优越叙事，而和平只剩下作为“避免被统一的注脚”，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积极追求的政治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郑丽文提出的，哪怕只是“两岸强强联手”、恢复制度性对话、重启国共论坛，都显得格外刺眼。她说不让台湾成为麻烦制造者、不让台湾沦为地缘政治牺牲品，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建互信，这些主张可以被批评为过度乐观、对北京善意估计过高，但至少那是一个具体的路径，是一种“相信可以透过谈判把风险往下调”的政治想像。相较之下，民进党的论述更像是一种“只谈风险、不提解方”的障眼法，犹如恐怖情勒，每天PUA台湾民众屋外有风险，所以我要把门锁起来、把人关起来，同时也不告诉成为囚徒的台湾民众开门的条件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政治风险的分配问题。郑丽文今天选择走这条路，很清楚会被贴上红色标签，会被外媒与民进党联手放大她对普京、对北京、对“我是中国人”的每一句话。但她仍押上自己作为党主席、作为未来可能大选操盘者的政治资本，去测试台湾社会是否仍存在“和平主流民意”。换言之，她始终在承担一种“错了就被历史清算”的风险。而民进党呢？只要继续维持高分贝的反中与备战叙事，就可以把任何失败，归咎于“中国太坏”、“国际不够力”，永远不必为没有路线负责。

当然，国民党内部也尚有疑虑。从地方首长缺席全代会，到党内大老提醒她不要太亲中，再到社会舆论对她普京言论的反弹，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压力。也因此，有人提醒外界“要相信制度制约”，认为国民党作为在野党，有党纲、有党章、有宪法框架，党主席不可能只手改变两岸路线。换个角度看，这种提醒其实也是在说：就算郑丽文再怎么想往前冲，国民党整体也不会轻易跨过多数民意底线，制度于此扮演的是“刹车”的角色。

反观民进党，问题恰恰相反。它不是缺乏制度约束，而是整个政党的情绪，已经反过来绑架制度。凡事都可以登上绿营舆论法庭，先扣上红帽、先贴上“在地协力者”标签，再谈内容。从“两国论”到“新两国论”，从拒绝九二共识到“台湾地位未定论”，民进党对两岸论述的每一次升高，几乎都没有经过社会理性辩论就直接成为动员口号。当一个执政党把自己绑在“台独恋爱脑”的剧本上，它就很难再后退一步，承认“也许自己可以试著谈谈和平”。

更讽刺的是，当年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期间的竞选口号“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旨在强调只要坚持梦想和理想，希望就能随之而来，最终美梦会实现。这句话民进党众迄今仍琅琅上口，但显然知易行难，反而是今天被他们贴上红标签的郑丽文怀抱了这样的意志。郑丽文的“梦”，不是某种抽象的统一蓝图，而是一种很务实的政治设想：如果可以透过九二共识、透过党对党、地方对地方的对话，让战争风险下降、让军费不必飙上GDP的一成，让年轻人不必每天被“战争距离我们只有几年”的新闻轰炸，这样的梦想难道不值得尝试？

是以，当一位曾经的本土社团成员愿意承认“我是中国人”，愿意冒著被老朋友指控“欺骗”的代价，去尝试重建两岸对话语言时，真正应该被检视的，或许不是她的过去，而是民进党现在到底在害怕什么？

这问题的答案或许很残酷：郑丽文一人可以，因为她可以承担失败，但民进党全党不行，因为它无法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且是系统性的大错特错，乃至于是欺骗。例如承认九二共识仍然有调整空间，等于承认过去十年反中的政治叙事未必是唯一选项；承认台湾其实可以和北京谈，等于承认“备战避战”并非唯一正确。再重砲一点来说，民进党如果承认了“我是中国人”可以与民主、自由共存，是否就等同松动了他们多年来塑造的道德边界？这些试想对民进党这个建立在“道德优越叙事”上的政党来说，都是比战争风险更可怕的政治风险。

因此，真正的选择其实非常清楚：台湾要继续在“对统一的积极恐惧”中原地打转，让全民一起困在没有出口的恐怖密室里，还是愿意给任何一个提出“和平积极想像”的人一点政治空间？郑丽文的路线未必是最好的答案，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的版本。民进党选择用红帽与背叛叙事把这个版本封杀，其实也就等于宣告：他们没有准备好为台海和平承担任何政治风险。“郑丽文一人可以，为何民进党全党不行？”，真正的问题不在那个人，而在那个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