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出生的曼达尼（Zohran Mamdani）当选为新任纽约市长，备受舆论瞩目。曼达尼身上除了有90后的标签之外，还有穆斯林、印度裔、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标签。纽约既是纽约州、美国最大的城市，又是全世界最大的都会，纽约市长在美国属于十分重要和热门的职位。

曼达尼当选为纽约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既说明纽约选民对于传统建制派的不满，渴望阶级平等和社会公平，又反过来说明美国乃至西方选举民主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能让年轻政治人物一飞冲天。

日前，纽约时报中文网在一篇关于曼达尼胜选的报道中写道：“曼达尼此前是皇后区的州众议员，一年前宣布参选时，他不过是个履历单薄、在全市范围内几乎毫无知名度的抗议型候选人。但他始终聚焦可负担议题，精通社交媒体运营，且对纽约未来抱有极具感染力的乐观态度。这些特质成功动员了创纪录数量的年轻选民和移民群体，让他成功超越了多名资历更深的对手。”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左翼倾向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主张向富人加税、推动免费公交、冻结租金管制公寓租金、改革警察系统。他的当选说明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纽约，正在兴起渴望阶级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强势力量。缺乏政治历练的曼达尼上任后能否兑现竞选承诺，能否有效兼顾平等与自由，能否让纽约出现可持续的积极改变，目前尚不得知，但他掀起的政治风潮足以警醒世人：渴望平等是人性的重要部分，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过于偏离平等，必然会引起民意反弹。

曼达尼是一位90后，却能马上执掌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是西方选举民主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不过曼达尼并非个例，在他身后，是西方选举民主中经常会出现的年纪轻轻却能身居高位的政治现象。无论是47岁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Barack Obama）、40岁当选美国副总统的万斯（J.D. Vance），还是40岁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1989年出生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Gabriel Attal），都说明在西方，30多岁、40多岁身居高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相较而言，中国在多数时候都不会出现像曼达尼那样的现象。同样是90后，曼达尼已经当选为世界最大城市的市长，而中国的90后在政坛基本上都只是官场中下层的科级、处级干部。纽约市长在美国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直辖市市长、省长在中国的影响力。目前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市长、省长是70后，但只有四人，分别是1970年出生的浙江省省长刘捷、1973年出生的山西省省长卢东亮、1970年出生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韬、1970年出生的江苏省省长刘小涛。

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政治与选举民主的逻辑不同：中国是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体系，注重官员的层级与选拔，官员的任免是自上而下；在选举民主社会，政务官（不包括事务官）产生主要通过选举，一个合乎法定资格的人，只要有民意认可或民选领导人认可，那么，不论职业、年龄，都能成为高官。

在中国内地，一个进入仕途的人，只要不中途离职，那么几乎可以说政治与政务将是他一辈子的工作；而一个人只要未在青年时期（比如35岁之前）进入体制内工作，那么同样可以说他将来几乎不可能进入仕途。相较而言，在选举民主社会，政界与社会固然存在不同，但通常彼此之间是有相对宽阔的转换通道。这就造成在中国内地一个人若想升迁只能通过漫长而又激烈的官员选拔竞赛，越往上越漫长，而在选举民主社会可以经常出现年纪轻轻身居高位的现象或中途转换职业的故事。

西方选举民主的优点是非常灵活，缺点是为了“迎合民意”而进行的各种所谓选举操作层出不穷，民意容易被资本、资讯偏差、偏见等等诸多非理性情绪裹挟，滑向民粹主义，经选举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务官，经常政治历练和考验不够，不能带来承诺的治理绩效。这造成的结果是政治陷入形式主义，公共政策受利益集团操控，民众对政治失望而犬儒化。

中国政治的优点是官员的选拔相对有比较多的历练，但缺点是灵活性、民主成分不足，尚未能建立有效的民意机制。

应该说，对于人口众多、知识爆炸、诉求多样的现代社会，政治早已是高度专业而又复杂的工作。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写过：“现代官员系统正在发展为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劳动者系统，由于长期的预备性训练而各有所长，有着高度发达的身份荣誉感，十分重视廉洁正派。若是没有这种身份荣誉感，我们的命运就会被笼罩在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的永久威胁之下。”

以此逻辑来看，让政治在合理范围内成为长久的职业和事业是理性的选择，因为除了少数人之外，一个人要想成长为能解决复杂问题、公正团结不同群体的成功政治家理当有必要的历练。当然，历练应该在公正合理的选拔程序下进行，要与人民民主进行充分的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确保官员选拔能以保障和促进人民福祉为导向。

不过与此同时，官员选拔应在合理范围内寻求来源和途径的多元，从而既给那些希望中途改变职业方向的人以转换通道，又能让政治体系广泛吸纳人才。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过：“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他说的宽是指人才选拔渠道不能过於单一。毕竟，一个人的一生不能仅因为青年时期的职业选择而被框定，政治体系的人才选拔不能仅限于一辈子都待在体制内的人。让政治体系在民主程序下注重官员历练的同时，拓宽选拔渠道，能带来更多活力与进步。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说，中国内地注重官员的选拔和历练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的积极面向，因为只要能不断提升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程度，就有望选拔出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员。从长远来看，中国内地的官员选拔和历练既应该探索与高质量民主充分结合，又应该引入合理范围的多元选拔渠道，让政治体系能吸纳更多人才。与此同时，对于选举民主社会来说，既要改进和优化民主体系，又应在民主程序下让官员在登上更高位置前进行必要的历练，从而产生更多脚踏实地、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