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清德政府最近对东京可说是用力示好：在府内高调感谢日本支援花莲灾情，向旅日侨界强调“台日是相互扶持的伙伴”，又在“台日交流高峰会”录影祝贺高市早苗高票当选、期盼台日共同强化经济与安全韧性。这画面搭上APEC庆州峰会期间，高市与台湾领袖代表林信义20分钟会面，很轻易在台北被包装成“美国之外，台湾找到新的可靠靠山”。

然而，北京几乎是同步泼了冷水。外交部直接点名高市“执意”与“中国台湾当局人员”会面，指责严重违背一中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还搬出抗战与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帐本，提醒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有“不可推卸的严重历史罪责”。国台办接力表示，明年深圳APEC将“按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直接把红线写进制度语言。

表面上，东京没有退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回应中方抗议，强调日相在APEC利用机会会见台湾相关人士“符合过去惯例”，也不违背维持“非政府间实务关系”的立场。这些话，当然足以被台北拿来当作“日相顶住北京压力”的宣传素材。

但是，把镜头往后拉，就会看到另一个更残酷的结构场景。

首先，深圳APEC主办权本身，已说明权力排序。当年在秘鲁APEC，台湾直接讲明“惩独22条”可能波及与会人士安全，后在北京承诺会遵守APEC规则与惯例、保障各方安全的前提下，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均同意让北京拿下主办权。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哪怕台湾后再透过涉外官员对外谈所谓“安全疑虑”，北京其实只需一句“关键不在安全，而在于遵守一中原则与谅解备忘录”就能把盘面掀了回来。简言之，台湾去不去深圳APEC，不是怕不怕被抓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在政治上点头。

华府的立场同样清楚，美国国务院近日重申“坚持台湾平等、完整参与APEC”，也说会敦促中国保障与会者安全，然而，当初中国争取主办时，美方可没有否决，而是接受在现有规则框架下与北京做好生意。换句话说，美国只是一如往昔，愿意为台湾讲话，才不会为台湾把桌子掀了。

其次，高市早苗的“亲台”，有著非常具体的上限。对北京而言，她是标准的“最不受欢迎日本政客”，原因清晰可见，如靖国神社常客、否认南京大屠杀、主张修宪扩军，还提过台日“准安全联盟”等。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判断便颇为直接：高市领导的是“弱势日本里的弱势自民党政府”，她会透过小步挑衅维持强硬形象，为增加军费、突破和平宪法创造舆论，但她既没有政治资本，也没有国力条件去掀起一场全面对华对抗，一旦把中日关系推向失控，只会动摇她自己的首相宝座。

从这个角度看，高市在APEC与台湾代表林信义合照、在社群媒体高调发布，更多是对内的政治表演，即向保守选民证明自己延续安倍路线、对华“不软弱”。至于北京的强烈抗议，反而强化了她在日本国内的强硬形象。台湾被摆进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是“方便展示的道具”，而不是真正被纳入日本国家战略核心的对象。

第三，日本整体对华路线，早已定调成“安全上强硬、经贸上谨慎”。在安保三文件里，中国被写成“史上最大战略挑战”，为长程打击能力铺路，同一时间，日本企业与金融界则不可能承受与中国全面脱钩的代价。于是乎，高市可以在国际场合向习近平提香港、新疆、南海问题，却在台湾问题上回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既有框架，不做任何超出红线的正式承诺，这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的算计。

在这样的结构里，高市早苗对台湾的“亲近”，大部分时候只会停留在外交修辞与象征性动作上，一旦触及北京画下的红线，她能退的，一定比她能进的多得多。台湾若把这样的日本，浪漫化为在“特朗普不可信”之后可以依赖的第二支支柱，无异于拿别人的战略工具当成自己的安全保证，也让赖清德口中的“民主伙伴”、“民主供应链”显得格外单薄。

就以台积电熊本厂为例，这当然对日台产业有实质意义，但它对日本来说，主要是分散供应风险、巩固自己在美国主导的半导体联盟中的位置。对台湾而言，如果因此就相信东京会在真正危机时刻为台湾与北京摊牌，那就是无可救药的犯傻。

最后回到问题核心，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现实结构下，台湾若还念兹在兹“对抗北京”，本身就几乎没有成功空间。华府有全球战略盘算，东京有宪法与经济的自我约束，北京握有地理与军事优势，多角关系里唯一不能主导局面的，就是台北。如果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还把希望寄托在一位“反华色彩鲜明”的新日相身上，以为只要高市越“讨厌中国”，台湾就越安全，那不只是缘木求鱼，甚至接近自我安慰。

是以，台湾真正值得做的，不是到处寻找新的“抗中二把手”，而是冷静承认结构性弱势，从对抗转为风险管理：少一点浪漫叙事，多一点现实计算。世界变局不会为台湾暂停，别人的战略转身，也不会为台湾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