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美琴11月7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楼”发表演说，民进党政府形容这是“重大外交突破”，强调“台湾副元首”首度造访非邦交国并登台发声。同时，台媒《中央社》亦连日发布多篇报道，突出现场气氛、官员落泪与“开启历史新页”的叙事，台湾官方与亲绿媒体将此事定义为台湾外交的关键进展。然而，综合可查事实与外部分析，这次事件的政治意涵明显被过度包装，更多反映的是民进党政府惯用的“宣传型外交”、自娱娱人，而非政策层面的实质突破。

从结构上看，这场演说并非欧洲议会的正式会议。根据IPAC（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说明，此为该组织“租用”欧洲议会场地举行的年度峰会，邀请萧美琴出席。欧洲议会议长、欧盟对外事务部与比利时外交部“知情并协助”，但并未将此纳入欧盟对台官方安排。事件性质清楚：一个立场明确的跨国议会联盟提供平台，邀请“身份特殊”的萧美琴出席演讲，欧洲相关单位提供行政便利。若依外交惯例衡量，这仅仅属于“友善接待”层级，而非体制性承认。

台湾旅美政治学者翁履中指出，这是由IPAC借用欧洲议会场地举办的闭门活动，不具官方身份，若被形容为“踏入欧洲政治核心”，实际上是形式与份量不对等。翁履中话说得很不客气，形容这更像“外交偷渡”，即台湾以象征性方式创造曝光机会，但实质层级与官方互动仍维持既有现状，认为这样的活动纵然可以增加能见度，但不构成结构性外交进展。

国民党立委葛如钧则从策略面提出质疑，指民进党政府长期偏好以“短暂高光时刻”累积外交成绩，却忽略长期关系经营。这类“惊喜式外交”能带来短暂掌声，却无法转化为可持续的国际支持。葛如钧质疑萧美琴这趟欧洲行，究竟为台湾增加了多少实质盟友？在关键国际议题上，能多获得几位愿意承担风险的决策者？这些问题若无具体答案，“突破”的意义自然有限。

综合台湾学界观察，亦指出这次行动主要在同温层中产生共鸣，如IPAC虽有约300位成员、横跨40多个国家，但多数为议会个别议员，并非各国政府核心决策圈。换言之，这是一场向友善受众传达理念的活动，而非实质改变政策方向的外交行动，与民进党将此包装为“外交新阶段”大相迳庭。

若进一步比较历史脉络，渠等问题将更为明显。回顾陈水扁政府主政时期推动所谓“烽火外交”，以高调访问与加入联合国诉求，企图冲撞北京外交封锁。结果美国小布什政府认为此举破坏现状，公开将陈水扁视为“麻烦制造者”，台美互信一度降至低点，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方以“外交休兵”收场。当年的经验证明，象征性操作若超出国际接受范围，短期虽能刺激台湾内部政治情绪，长期则损害外部信任。

如今赖清德政府并未重提“烽火外交”名号，操作逻辑却极为相似。诸如这次布鲁塞尔行程事前高度保密、现场强调“首次”与“历史性”，搭配官员口述的“落泪”桥段，形成一套完整叙事。显然赖清德政府的目标不是改变欧洲政策结构，而是营造“突破印象”以维持台湾内部政治支持。简言之，这就是典型的大内宣运作模式：政治动员取代政策分析，情绪管理取代战略规划。

诚如翁履中所警示的，台湾若真要求所谓的外交突破，需要事前充分规划与事后可衡量的成果。他举例，李登辉1995年访康奈尔大学，是在明确掌握中美关系、区域军情与台湾内部政治状况后作出的决策，虽引发争议、甚至引爆1996台海导弹危机，但仍属“带著准备的突破”。相比之下，萧美琴此次欧洲行的后续路径并不清晰，当北京照例抗议、欧洲议会保持距离，台湾将面临外部支持没有增加，内部却已消耗过多政治资源的两难。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政府在资讯处理上的取向。对外部不实谣言迅速反驳，但对活动性质被夸大或混淆的情况，却选择沉默以对。这种“选择性澄清”透露出一种愚民式的政治逻辑，只要叙事对形象有利，即使事实模糊，也不急著厘清。长期下来，这会削弱台湾民众对政府外交叙事的信任，使社会在“自我说服”的循环中失去对真实情势的判断力。

何况，放眼当前国际环境对台海最重要的期待是“降温”与“稳定”，中美此刻正在寻求建立沟通机制，欧洲则在俄乌战争消耗下更谨慎，此时台湾还以高调象征动作取代实质协调，只会增加被标签为“风险来源”的可能。又尽管，部份欧洲国家或许“同情”台湾，但在考量本国利益下，不可能也不会愿意为象征性表态承担代价，赖清德政府执念拼搏缺乏战略平衡的表面外交，可以预期最终结果只能是内部欢呼，外部静默观望。一旦民进党政府继续以大内宣思维主导外交叙事，不啻饮鸩止渴，最终得到的，只是一次次偶然的“短暂高光”，徒增两岸政治与台海安全风险的“债留子孙”。

总的来说，“萧美琴欧洲议会演讲事件”暴露的，并非单一活动的真假，而是民进党执政下外交思维的结构性问题：对象征成就与内部宣传的高度重视，远高于对长期战略与外部风险的细致评估，求荣求得简单粗暴，还自导自演，未免欺民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