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16日），为期两天的“文明互鉴国际论坛2025”在澳门开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世俗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世俗文明的现代体现，其本质特征为“拥抱世界，但走自己的路”。

郑永年表示，世俗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坚守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开放包容，生生不息。近代以来，没有国家不追求现代化，但一些国家成功了，另一些国家不那么成功，更多的国家则失败了。经验地看，能够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有很大的概率获得成功，而那些照抄照搬他国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模式则有很大的概率走向失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于其具有两个本质性特征，一是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二是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帮助其它国家也发展起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现代化特征为排他性

郑认为，就现代化扩散而言，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排他性，模式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现代化本来就是经验和体验，但西方把现代化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 形成各种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1990年代之后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二，现代化扩散的“条件性”，即西方把对外的投资贸易附加上很多条件，只有接受国接受了这些附件条件，才能开启与西方的投资贸易。

第三，西方相信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在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扩散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各种制度体系强加给他国之上，使得他国成为“西方式”或者“类西方”国家。第四，投资贸易的“工具化”，在帮助他国发展的同时，在各个方面控制他国。第五，一旦他国的现代化模式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的时候，西方就对此进行围剿和围堵，把相关企业扼杀之。

而正如十九大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化模式表现为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观意义上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主观意义上的正确的政策选择。

郑永年表示，概括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世俗文明的现代体现，其本质特征为：拥抱世界，但走自己的路。就“拥抱世界”来说，也就是就开放来说，中国类似于东亚其它经济体，但就“走自己的路”来说，在所有东亚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做到了。

“走自己的路”方越能走得稳健

在东亚经济体中，人们不难观察到这两个现象。第一，一个经济体越是开放，这个经济体越能得到发展。东亚经济体发展得最快最好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开放经济体。近代以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现代化，都源自西方，自西方扩展和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经验地看，如果要获得发展和现代化，那么就必须拥抱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技术。这一点肉眼可见，不用花很多时间来论证。尽管不是所有拥抱西方的国家都能获得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但不能拥抱西方的则很难获得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就这点而言，东亚经济体都是拥抱西方的。

第二，一个经济体越是能够不被西方牵著鼻子走，“走自己的路”，那么这个经济体越能走得稳健，越能成功。二战之后，无论是自愿地还是被迫地，很多发展中 国家都拥抱了西方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把现代化等 同于西方化，也希望通过西方化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但是，经验地看，拥抱西方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成功。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经验能否 本地化在地化。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要成功，那么就不能对西方经验照抄照 搬，而是要改造西方模式以适应自己国家的文明、文化和国情。西方国家把其现 代化的经验视为是其软力量，要其它国家照抄照搬，借此把这些国家转型成为类 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如果其它国家不这样做，那么西方就会指责它们搞“修正主义”。但经验地看，“修正主义”则是非西方国家走向成功的有效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

郑永年提到，在东亚经济体中，除了日本是现代化的先驱之外，其它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 但“后来者”都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目标。这里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这方面的文献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有一个核心的要素迄今一直被忽视，那就是东亚经济体公共政策决策者的思维、思想和认知。或者说，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拥抱西方的同时不被西方牵著鼻子走，其中的核心就是其决策者所拥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思想和认知。人们可以说，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著一种可以称之为“东亚思维”的东西。这种“东亚认知”和西方认知区分开来。这解释了东亚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存在著的认知冲突。

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与“四小龙”和后来的中国与其他经济体，都自觉地去修正西方现代化模式以适合本国的需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难的，因为西方一直竭力想把东亚塑造成为西方那样的经济体。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在总结东亚经验的时候，总是用西方的思维构架来解释东亚的成功，并且在这 样做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93年，世界银行组织编撰并发布“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研究报告，探讨亚洲日本、“四小龙”、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共8个亚洲经济体取得发展的原因。这缘起于日本银行认为日本的发展与西方不同，西方是完全自由市场，而日本和“四小龙”等经济体，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同时发生作用，就像今天所说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日本银行认为很有必要总结东亚的发展经验，于是邀请西方学者来总结，结果用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没法系统全面地总结亚洲的实践。这充分表明，在理论层面，西方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拥有人们所说的“软力量”。

但在很大程度上，现存的这些从西方视角出发的理论很难解释东亚的实际经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但这是很表面的。日本当然学习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经验，但这并没有促成日本变成典型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其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日本都改造了西方体制，以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实际上，西方也并没有真正把日本视为西方国家，尤其在文化层面。到了后来， 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公开表明亚洲和 西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经验，亚洲不会也不应当成为西方国家。不过，这 些经济体尽管拥有了和西方不同的实践，但没能发展出能够解释自己经验的理论。诚如前面所说的，这些经济体呈现出“体制内依附模式”，经济活动深度嵌入西方经济，因此，没有能力获得“自主”发展。更为严峻的是，一旦当这些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经济体开始要赶超美国时， 必然遭到美国心狠手辣的打压。因此，尽管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早期发展都实现了经济学界所说的“公平增长”，但这些经验都没有能够转化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软力量”。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经济体受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过深，也先后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也出现了类似西方那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国巨大体量成决定性条件：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尽管和东亚其它经济体一样，中国通过全面拥抱西方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但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和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和物质能力抵制西方化。尽管近代早期，中国也一度把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在各个领域也做了各种尝试，但都失败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开声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东亚其它经济体即使想“走自己的路”，但西方不容许，在西方的巨大压力下，一个接著一个向西方屈服。中国则不然，其巨大的体量决定了其有条件“走自己的路”。经济地看，一方面，西方没有能力把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纳入西方体系，另一方面，这么大的体量促成中国有能力抵御西方。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思想思维领域的自主性。在理论层面，中国早些年自觉抵制全盘西方化，近年来更是开启了构建基于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正在对国际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至少它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

对非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用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形容。“穷则独善其身”指向内部事务，当国家穷的时候，需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穷，如何摆脱贫穷状态。“达则兼济天下”指向外部事务，当国家富裕起来之后，就要思考如何去帮助别的国家也得到发展。

尽管孟子的这一名言指的是个体层面，但也是可以用到国际层面。在一国内部，如果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异变得过大，社会过度分化，那么不仅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当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变得过大，国际社会就会过度分化，不仅贫穷社会很难实现发展，富裕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和西方不同，中国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就把梯子伸出去，不仅容许而且帮助其它国家也爬上来。

最后，郑永年强调，今天，针对国际事务，中国已经提出了“四大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对话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不仅是对中国式现 代化外部环境的总结，更是中国对构建未来全球秩序的展望。作为一个世俗文明， 中国的使命是内部追求现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