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坛再次把一件原本属于“宪政例外”状态的工具，推回到政治日常的中心。国民党与民众党正式启动弹劾赖清德的相关程序，并同步移请监察院弹劾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面上，这是对行政院“不副署”行为的究责，实质则是把台湾少数政府与议会多数长期对撞的结构性矛盾一次照亮。

争议的起点，是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后，行政院以财政负担、举债上限与施政排挤为由提出覆议，却遭蓝白占多数的立法院否决。随后，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副署该法案，赖清德亦公开支持行政院立场。行政部门将此举定位为宪政体制下的“最后救济”，强调立院修法已侵害行政权、破坏权力分立；在野阵营则反指行政权以程序手段实质否决议会多数，等同架空立法院。双方各自端出宪法条文与学理背书，但彼此之间已不存在说服对方的空间。

若仅把这场冲突理解为法条诠释之争，显然低估其政治本质。《财政收支划分法》牵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资源重新分配，而资源意味著治理能力，也意味著选举动员。在地方多数由不同政党执政的现实下，“钱流”直接影响地方政治的能量结构。当资源分配与选举前景高度重叠，任何一方都难以把争议单纯视为技术问题，协商自然被视为让步，让步则被解读为示弱。

正因如此，弹劾被推上台面，却未必是为了达成弹劾的法律效果而言。依现行制度，要弹劾赖清德须跨过立法院三分之二同意的高门槛，再送交宪法法庭审理，以目前席次结构来看，要成功赖清德去职的可能性极低。在这样的前提下，弹劾的政治功能反而更为清晰——成为一个高度可见、可延展、可反复动员的程序舞台。从程序委员会排案、全院委员会审查、是否要求赖清德到立法院说明，到全台巡回公听与说明会，甚至提出明年5月20日前后投票的时间表，弹劾被设计成一条长线战役，而非一次性动作。

这也暴露出台湾政党政治的现实算计。若真认定行政院已失去执政正当性，制度上更直接的手段其实是倒阁不信任案，透过可能的立法院改选，将政治僵局交由选民裁决。但倒阁意味著高风险，席次重洗的后果无人能保证。相较之下，弹劾的政治成本较低，却能制造高度对抗的叙事与持续曝光的舞台，既可对赖清德施压，又不必立即承担改选的不确定性。不倒阁先弹劾，反映的正是台湾在野在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精算选择。

对赖清德与民进党而言，这场风暴的压力并不在于弹劾是否过关，而在于治理被拖入长期消耗。少数执政面对议会多数，本就难以只凭程序合法性取得政治正当性，当行政权选择把冲突推向制度极限，反对党势必以更高强度的制度手段回击，让政治持续停留在说明、答辩与动员之中。当协商不再是选项，政策推进与预算审议就成为附带损害，制度虽然仍在运转，治理却逐步失血。

这场弹劾风波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方的论述是否更站得住脚，而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转向信号。弹劾本是宪政体制中的最后防线，如今却被常态化为对抗工具，又走程序本应是排解政治冲突的出口，如今却成了延长朝野政党冲突的预备跑道。短期内，这样的策略有助于巩固各自的支持者，中期则会让任何妥协都显得政治上不可承受，长期下来，消耗的将是台湾社会对制度的耐性，以及对民主能否产生治理结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