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冷战结束和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选举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一度被世界范围内许多人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终极选择。然而随着欧美社会持续发生重大危机，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少人开始从乐观变为困惑，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和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尤其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面对欧美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新的可能性。

最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的“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中梳理和分析欧美选举民主、自由市场模式的问题和困境，认为西方左右翼都没能抓住靠加速主义应对资本主义封建性问题的重点。该文从梳理封建问题的经典讨论开始，分为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问题、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从中总结出关于“封建性”的两个共同特征，然后探讨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即技术和平台企业所造成的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

该文认为新封建或技术封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视角，美国科技企业群体内部的政治立场大相迳庭，比如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倾向于垄断圈地的企业与喜欢高效集权的数字基础设施型的企业存在区别。该文梳理了从新封建主义到加速主义的变化，认为加速主义对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的“深层国家”的批评虽有一定的现实性，却有内在矛盾，最终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困境。该文分析了被加速主义影响的特朗普和马斯克，认为加速主义所包含的“用行政集权的CEO治国取代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和“砸碎庞大的联邦官僚机器，代之以技术资本党羽和封建扈从式的忠诚者队伍”，可能通向的是“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国”。该文总结称，相比于实质都是机会主义的西方左翼或右翼的加速主义，中国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义浪漫想像，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克服与超越封建性。历史并未终结，以开放的心态来直面欧美模式的问题和思索新的出路，是当今世界的思想命题。为供读者参考，《香港01》转载该文，将该文分为四篇，以下内容为第一篇。

围绕着“封建”这个概念的学术讨论，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类型。一为中国传统“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讨论，重在历史学和制度类型。二为欧洲“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意义上的讨论，重在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学；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中国革命“反封建”意义上的讨论，源自1920—19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侧重于中国现实和革命策略的分析。三为21世纪针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动向而产生的“新封建”意义上的讨论，重在技术和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它从第二种类型衍生而来，但更多的是针对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哲学思辨式隐喻，与美国最近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少。《东方学刊》组织本专题，就是希望在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尝试相互沟通，探索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新视角。

一、 封建问题的经典讨论

在这三种类型的封建问题讨论中，前两种类型可称为经典的封建问题。

（一） 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

封建—郡县（官僚）之辨原本含义清晰，从秦李斯淳于越之辩到毛泽东郭沫若之辩，争论两千余年，堪称人类政治思想史上重要性无出其右的大问题。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诸多争论，要么只适用于极小规模之国家，要么主要基于逻辑演绎和哲学思辨而缺乏实践基础，封建—郡县之辨是经过长时期大规模制度实验和应用检验的命题，且从中可引申出集权—分权、中心化—去中心化、皇权—相权（权威—执行）、公权—私权、系统—环境、地方单位—行政层级、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内外轻重、文武关系、政军/政教/政商关系等诸多政治学基础命题。尤其是在大规模国家制度问题上，封建—官僚的类型学可能要远比西方政体类型学更重要。可惜的是，现在政治学界绝大多数注意力还是投向希腊—罗马—现代西方这个单一的思维传统，主要仍关注君主—贵族—民主或民主—专制等政体类型概念，对封建—官僚类型学的研究较少。

当然，过去关于封建—郡县的讨论完全局限于中国之内，虽然“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中国的问题就是普遍的问题，但是当中国来到现代万国世界，这种讨论就会显得过于“地方”，过于拘泥于中国的特殊经验。因而，这个方向的讨论，需从历史的、考据的、传统资政式的辩论转向对人类政治组织形态的普遍性问题的追问，从中国三千年政治实践和理论探讨中提炼出普遍性的知识和范式，以封建—官僚为方法来重新认识人类政治历史。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重要思考，例如，马克斯·韦伯根据依靠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做出的国家组织二分法，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提出的封建与官僚两种国家基本形态，¹都触及这个普遍性问题。其实不仅是政治制度，广而言之，在现有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下，人类所有的组织形态，大抵都处于封建—官僚这两种制度类型之间。本专题中，姚中秋老师的文章将封建化视作人类政治组织的一种普遍性趋势，提出将封建制和郡县制视为国家形态的两种“理想类型”，即是以中国为方法构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有力探索。²

如果以封建—官僚的范式来观察当代世界，我们会从很多“熟知”中发现“新知”，也可以突破西方学术话语建构的很多观念。例如，所谓“英国大宪章”“美国三权分立”均可被视为封建—官僚演进的普遍性路径上的特殊状态。美国从汉密尔顿、林肯、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政府演进史，亦是分权—集权两端之间的动力史。从封建—官僚视角来看，选举代议制保留着封建尾巴，地方性始终构成对国家整体意志形成的制约。一些大国实行的联邦制也是封建制的一种现代形态，因而必将面临分—合双向拉力的长期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裙带资本主义、再世袭化、恩庇制，日韩政治中的门阀现象，东南亚政治中出现的曼陀罗体系、分段国家、星系政体、尼加拉体系等，³其实也都可被视作包含了封建性特征的现代国家或区域制度形式。相比起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经历了长达两千余年集权官僚政治的国家，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秦制是最早的现代国家。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是反封建最彻底的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当代中国制度自然是世界上最“不封建”的制度。如果要建构政治学的“中国知识体系”，封建—官僚范式无疑是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

（二） 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问题

正是由于封建—郡县之辨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活问题从古代延续到现代，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问题的讨论之中。欧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是从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千年封建中孕育出来的，因而关于现代社会的讨论，均以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为基础。第二种类型的封建问题，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元问题”之一，自然也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问题是，欧洲的封建与中国的封建不尽相同，“feudalism”与汉语中什么概念相对应，成了一个难题。严复最初使用“拂特之制”来翻译，可惜信而不雅，后来在翻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时“掷管太息，绕室疾走”，最终选择了“封建”这个译法。由此既开辟了化生万物的思想空间，又造成了争讼不休的修罗场。

这个方面的讨论在20世纪初聚焦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按李洪岩的考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认识源自列宁。⁵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共要不要与国民党合作，理论上取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争论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共六大后产生新思潮派、动力派和新生命派的论战。到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得以完成，成为中共党内理论共识，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

但是社会史大论战在学术上并未终结，在改革开放后又成为史学界的论战焦点。自1980年代起，史学界不少人开始反对作为“五朵金花”核心观点的封建说。但是这一阶段的讨论似乎更多执着于国家组织形式，强调秦后即为中央集权，地主专制，而非封建。其实这种观点早自社会史大论战以来就十分流行，并非新论。例如钱穆、张荫麟、周谷城、瞿同祖、吕思勉、胡适、雷海宗、齐思和、费孝通等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中国只有西周实行过典型的封建制。张荫麟说只有周代可以说是封建社会，⁶钱穆批评封建论者削足适履，⁷吕思勉批评其名实不符，⁸徐复观批评郭沫若一派为“模仿史学”⁹。1980年代之后的反对论者也无太多新意，如许倬云讥之为削足适履，¹⁰侯建新认为封建确属误译，¹¹聂长顺认为秦之后封建非主流。¹²不同在于，1980年代之后的反对论者，其出发点与前人已不尽相同，有更偏重概念原义辨析者，¹³有从反西方中心角度而批评封建论者，¹⁴亦不乏从认同推崇封建制度之积极因素立场而批评者。¹⁵进入21世纪后，尤以冯天瑜《“封建”考论》为代表，¹⁶不仅引起学术界又一波讨论热潮，而且外溢至大众媒体和社交平台，衍生出一系列公共舆论话题。近年不少学者和自媒体抨击秦政，反对大一统，借古讽今，甚至有人宣扬封建，借以鼓吹西方宪政。马克垚¹⁷、黄敏兰等出于“约定俗成”的理由而不支持激进放弃论，但也对封建论提出不少批评。

而支持封建论者，虽有李根蟠¹⁸、潘顺利¹⁹、刘秋根²⁰、瞿林东²¹等做出反驳回应，但和过去相比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在大众媒体和网络上更是和者盖寡。

综观这一阶段之讨论，双方多存在执着于概念“原义”的“本质主义”问题。本专题释启鹏老师的文章是对第二种类型意义上封建讨论的一个推进尝试。释文指出同一概念可能指涉不同的社会现实，建议跳出本质主义的争论，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创造，特别是从“解放”意义上来对待封建主义概念。²²

这一观点颇有启发性。事实上，如按照20世纪以来封建概念问题辩论的标准，今天使用的多数政治概念均存在“概念延展”而超出原义。例如“民主”，显然古典民主、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民主、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含义大相迳庭，而今天被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是与选举联系在一起的，但正如王绍光所指出的，民主的原意是抽签而非选举。²³再如“宪法”，在汉语中，“宪”的原义是指典范、楷模（《诗经 · 小雅》中有“万邦为宪”、《中庸》中有“宪章文武” ）或成文公布出来的最高法令（《周礼》中有“布宪”“受宪”、《韩非子》中有“宪令” ），却被用来翻译欧美历史中形成的政治契约和政体说明书意义上的“constitution”。又如《易经》中之“革命”与今天所用之“革命”，含义大相迳庭，并不会“语乱天下”。²⁴又如“国家”，在汉语中是由“化家为国”的历史过程产生的，与西方历史上的“polis”“republic”“empire”以及与财产权密切相关的“state”“commonwealth”等含义完全不同，与新中国的性质亦不同，但不妨碍我们使用“国家”。又如“公”这个概念，在汉语中的部分独特含义在使用汉字的日语中就不存在，²⁵与欧洲语言更无合适对译。由此西方的“公民”（citizen）一词，在汉语中亦不应译为“公”民，而应为法民、市民。因此，纠结于“封建”一词的原意和翻译问题而不接受其概念延展、其反映现实的变化和普遍的日常使用，难免刻舟求剑之讥。

（三） 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

第二种类型意义上的封建问题讨论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但也要跳出“本质主义”式的辩论。除了释启鹏提出的解放意义上的封建解读，还有诸多方向值得开发，例如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

20世纪的争论总体上都有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五朵金花”式的讨论确实存在用欧洲历史经验剪裁中国历史分期的不足。而反对者，同样是过于执着欧洲中世纪和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原始含义的问题。他们共同的假设是：欧洲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默认西方已经走出封建，影响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也阻碍了我们对封建问题的认识。

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于1843年所讨论的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并未完全改变封建主义政治权力分配的逻辑，只是金钱代替了中世纪的血统。同时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过程中，集权未完成，权力走向分立，这为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留下方便法门。具体而言，选举制度天然具有的地方性，以及影响选举的机制如媒体、社交媒体等实际上也被资本控制，阻碍了代表社会普遍性的政治权威的形成；多头政体让不同资本集团轮流控制国家权力，新兴资本势力和平接管政权更为方便；联邦制亦为地方性权力抵抗国家集权提供宪法依据，使资本与封建性因素达成利益联盟；西方社会科学所构造的国家—社会二分法，亦为资本及各种“豪民”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谋求权力提供了观念合法性。

相比作为传统封建社会基础的封建地产和贵族特权，资本不仅天然具有可继承性，而且更为隐蔽和灵活。因此，西方的发展一旦趋于停滞，必然会出现向血缘世袭回归的趋势。例如美国近几十年来，不仅出现了曾经的新兴产业和技术资本转向大地产、超经济剥削和“数据割据”，公共职位的世袭性也明目张胆地出现。拜登、佩洛西、特朗普的子女要么捞钱要么参政，不少州出现民选政客将职位“禅让”给亲属的咄咄怪事，这些都是美国制度和文化封建性的生动表现。无怪乎特朗普二次当选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惊呼裙带资本主义将席卷美国。³⁰其实近代中国早有人指出国会政体的封建性，³¹今天学界对资本主义的世袭化和封建性也有批判。³²

所以，西方现代国家，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方面具有现代国家的外壳，另一方面仍存在深厚而普遍的封建遗留和新生的封建因素。因而，要正确认识现代制度，就要跳出是否封建制的本质主义二元争议，转向讨论“封建性”的存在与否、强弱程度和主次关系。

实际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论战中，就不是仅仅围绕着是否封建的二元辩论，很多人是围绕着“封建性”展开的。例如当时持反封建论的托派，也不否认中国社会封建因素的存在。无论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的争论，还是中国国内的争论，都不是针对中国是不是“封建”和“半封建”，而是谁起统治作用的问题。今天回头来看，不仅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有多少，是否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今天西方社会，乃至世界各国，都要放在封建性这个透镜下来被重新审视。我们会看到封建性仍然普遍存在，是现代性掩盖之下的一个基本社会特征。

为便于下文的讨论，这里先尝试界定一下何谓封建性。在封建问题的前述两种类型的讨论中，虽然“封建”的定义往往无法通约兼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引申出“封建性”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去中心化的国家组织结构（第一类讨论中主要关注的）；二是财产和权力的可兑换与可世袭（第二类讨论中延伸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中国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性和欧洲封建主义及马克思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性的公约数。

首先，西周封建制的组织结构无疑是去中心化的（当然其中心化程度比欧洲封建制更高），经过秦朝的激进制度革命，确定了郡县制的大格局，故柳宗元《封建论》有云：“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但是秦之后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复现并长期存在，从西汉到民国的中国国家制度都存在国家政治的中心化和地方政治的去中心化二元结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²⁶。欧洲的封建制无疑也是去中心化的，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开展了集权过程，但均未能完成。²⁷英国以议会架空王权、法国以弑君共和、美国以法人合并，将集权成就定格于某种权力分立的制度模式之中。同时主权权威的分割决定了中心化组织结构必然受限，因而国家以联邦、地方自治等形式保留了中心化与半中心化共存的情况。

其次，西周分封制是以“王土”对诸侯的私相授受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确保了封土、贵族特权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关联。封建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但是“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秦政则使世袭特权“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²⁸秦之后，中国打破财产与权力链条的努力持续了两千余年，但是到清末，科举进身途径仍然主要为地主阶级垄断。民国时期更是有所倒退。欧洲封建制同样是以封地和封臣为基础，分封是封君与封臣之间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权利契约行为。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虽然解除了封建地产与政治特权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新生的代议制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交换制度。正如霍夫施塔特所说，所谓共和制度就是让各类财产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²⁹

封建性的这两个特征在近年的新封建主义讨论中同样成为焦点。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范勇鹏。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