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论坛停办九年后，是否真将在一月底于北京重新响起掌声，至今仍笼罩在刻意保留的政治雾气之中。国民党方面反复以“若有具体进度，将对外说明”作为标准答复，台媒报道则在“复办论坛”、“智库交流”、“行前沟通”之间来回摆荡，甚至将“习郑会”纳入想像空间。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个事实：在当前的两岸结构下，任何形式的高层政党互动，都不再只是交流事件，而是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动作。

正因如此，若国共论坛真要复办，它的意义早已不只是“恢复一个中断的平台”，而是象征两岸交流是否、以及如何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阶段。

回顾国共论坛的历史，其诞生本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对冲色彩。2005年“胡连会”后，论坛被设计为政党层级的定期沟通机制，用以在两岸官方、民共互信不足、甚至中断的情况下，维持最低限度的政治接触。早年的国共论坛确实曾留下若干具体成果，也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两岸的敌意门槛。然而随著时间推移，论坛逐渐仪式化、规模化，政治语言也愈来愈制式，实质影响力反而被稀释，最终在2016年后随著台湾政党轮替而停摆。

九年的空窗，改变的不只是论坛本身，更是整个政治环境。北京在此期间完成了对“九二共识”的进一步定义，将其更紧密地嵌入“一中原则”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整体叙事。台湾社会则在香港经验、军事压力与国安论述的叠加下，对两岸任何形式的政治交流都抱持高度怀疑。这意味著，旧时代那种“先见面、再慢慢谈”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丽文接任国民党主席后，重新启动两岸政党互动的尝试，才会同时引发期待与焦虑。期待者看到的是，国民党终于试图重新夺回其长期以来自认的优势战场，但焦虑者担心的，是任何政治接触是否都将只是被北京收编为统一叙事的一环，或被民进党操作成“卖台证据”。

因此，回应国共论坛2026年翩然驾到，第一个必须说清楚的前提是：国共论坛若复办，就不能只是复办，若论坛只是回到过去那套年度例行、公报式表述、象征大于内容的运作模式，那么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只会更快地被两边叙事节奏吞没。质言之，一场没有明确政治定位的论坛，在北京眼中，就只是一场为统一进程的政治背书；在台北眼中，则几乎必然被解读为利益交换的前奏。于此，再起的国共论坛若无法提出一个“为何现在要谈、谈的政治意义是什么”的清楚答案，其存在本身就会成为争议，各界也不应以“有谈总是好事”来虚应、成就这套故事。

第二，为了对台湾内部释疑，如见国民党立委牛煦庭称“国民党会守好自身立场”，这句话在政治上当然正确，却也暴露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理困境：过去多次经验显示，国民党并非没有意愿推动两岸交流，而是经常陷入一种自我设限的状态，即过度担心被贴上标签，过度在意舆论反弹，最终把“不出错”当成最高政治原则。这种近乎“守身如玉”的政治心态，并非“守好自身立场”可言，而是使得交流行为本身变得畏首畏尾，既无法对北京形成有效谈判力，也无法在台湾社会建立说服力。

辅以，国民党作为在野党推动政党协商，本就先天不利，若再把所有能动性都消耗在防御姿态上，结果往往是“里外不是人”。重启国共论坛，若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有沟通”，而不敢清楚界定交流的政治边界与叙事框架，那么这样的沟通注定只会成为对手攻防的素材，而非自身的政治资产。

再来真正困难、也真正关键的第三点，在于国共论坛能否跨过“政治正当性”这道门槛。今天台湾社会对两岸交流的最大疑虑，早已不只是政策内容，而是权力结构与叙事主导权的问题：谁在定义这场交流？谁在替谁背书？谁又能对外界负责？

是以，真正需要被严肃提出的，不会是国民党要“怎么守立场”的问题，而是国共论坛九年后再启，两岸交流究竟要进入怎样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能再是去政治化的技术交流，也不能只是象征性的善意展示，而必须是一个正视矛盾、处理矛盾、并为未来开路的政治阶段。过去的国共论坛，著重于降低摩擦、维持互动，本质上是一种防守型设计。唯当前的两岸结构，矛盾已高度显化，北京的统一叙事与民进党在台湾内部营造的民主认同正面碰撞，这单靠“多交流、少冲突”已不足以回应现实。

当然，谓两岸新阶段的交流，并非企求单一届国共论坛就该完成，而是重启的国共沟通机制必须要有企图、要能回答政治层次的核心问题，如两岸如何在主权分歧无法短期解决的前提下，建立可预期、可管理的互动框架？如何让政党对话不被任何一方单方面定义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同时又让台湾社会相信，这样的交流不是逃避矛盾，而是试图为未来降低不可逆风险？换言之，新阶段不是消除对立，而是管理对立，进而为不共识的现实建立政治秩序。

简言之，国民党若想避免再次沦为“被叙事者”，又想两线收成，就必须在政治层次上先一轮完成自我定义，这不是靠情绪性的口号，而是一套可被检验、可被反驳、也可被延续的政治论述。若国民党重新粉墨登场，只是以“不失言”作为最高原则，那么每一次交流都将回到过去后期低产出、高风险的操作。

最后，也必须回到现实，当两岸关系已被推入一个高风险、低互信的结构中，任何幻想用单一论坛“化解对立”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但同样不切实际的，是把所有对话一概视为危险。真正成熟的政治选择，从来不是在“全面交流”与“全面封堵”之间二选一，而是如何在叙事战与权力博弈中，保住主导权、降低误判风险。

总的来说，国共论坛若真能在九年后复办，掌声不该只为“恢复”而响，而应该为一个更清醒的政治转型而响，它是否能走出“政治大拜拜”的旧时代，取决于国民党能否同时面对台北的选举叙事，以及北京的统一叙事，并将其转化成台湾人可以接受与听得懂的语言，以在夹缝中建立自身的政治语言。这条路更难、风险更高，但若连这一步都不敢踏出，所谓的两岸交流，终究只会停留在各说各话的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