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提炼几个关键词，反腐想必属于其中之一。自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决策层便迅速发起一场大规模反腐行动，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为代表的大批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纷纷落马。习近平曾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反腐行动以惊人的规模和力度持续至今，成为海内外人士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面向。

反腐行动已经超过10年，但中国决策层至今仍旧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刚刚过去的2025年，中纪委发布的消息显示，仍有65名中管干部被查。在军队系统，2022年才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和多位高级将领因严重违纪违法在2025年被开除党籍军籍。202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表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他再次指出，“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曾长期困扰着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古往今来，许多政权因严重的腐败问题而陷入存亡危机。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直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中国来说，共产党既是已经执政70多年的执政党，又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绝对核心组织，怎么防范和化解腐败问题是中国政治的关键工作。在反腐行动已经持续超过10年的背景下，面对仍然严峻的形势，中国应该怎么根治腐败？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具有参考意义。在透明国际的全球廉洁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多年以来都位居前列，比如2022年排名全球第五，在亚洲位居第一。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腐败问题突出，当时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以“扫除贪污”作为竞选口号。后来经过李光耀政府的综合施策和持续努力，新加坡渐渐成为闻名于世的廉洁国家。多年前，李光耀曾在记者采访时说过，人民行动党最大的成就是掌握政权四十年，并保持其活力和诚实，而不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

那么，新加坡是怎样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廉洁？研究新加坡政治的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在《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中给出的回答是：“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根据吕元礼在书中的总结，在以德倡廉方面，自李光耀时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便注重儒家道德教育，主张公职人员应该忠于国家、耻于贪腐，保持君子作风；在以薪养廉方面，新加坡政府认为应该诚实看待人性，正视政治所包含的养家糊口的职业面向和市场经济时代“才有所值”的特点，给予公职人员较为丰厚的薪金，让他们能在不必贪腐的情况下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在以规固廉方面，新加坡政府既针对公职人员和公务行为制定实施严密的规定，减少腐败机会，堵塞漏洞，又建立权力制衡制度；在以法保廉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反贪机构和严明、严厉的法律双管齐下，反贪机构风闻出击，执法严厉，让公职人员不敢贪污。

上述关于新加坡反贪的四个方面举措，只有相互补充和作用，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否则，仅仅靠某个方面的举措，效果终究是有限的。在以德倡廉方面，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并催生出清官文化，涌现不少令人钦佩、动容的清官，比如明朝的海瑞。但放在整个历史长河来看，清官终究只是少数，在极度清廉的海瑞身后，是腐败透顶的大明官场。人性中是有向善的一面，但许多时候并不牢固，容易受复杂环境的影响，仅从道德层面倡导为官清廉从来都是难以持久。

在以薪养廉方面，新加坡、香港都是比较成功的典型，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诉求，官员亦不例外，寄希望于官员都像海瑞那样生活，既不可能，又不应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人才竞争日益重要的现代社会，若不能让官员收入与他们的正当开支、他们的付出和能力相匹配，既不利于吸引人才，又容易加剧官员们的贪腐冲动。但以薪养廉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清朝时的中国为例，纵使雍正皇帝创立养廉银制度，额外补贴官员的养廉银通常远高于官员的正常薪俸，但仍然不能有效减少贪腐，贪得无厌的风气依旧蔓延官场。

在以规固廉和以法保廉方面，严密的规定、权力的监督制衡、强有力反贪机构、严明严厉的反贪法规，都是比较重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生痛恨贪腐，治贪极为严厉，不仅设立自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而且对反贪的规定详细、严厉，包括制定针对贪官的酷刑剥皮揎草。可纵使如此，朱元璋的反腐只能起一时之效，并未从根本上有力消除腐败。归根究底，一是因为他的反腐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缺乏行之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制衡机制，二是因为他的反腐严重忽略人性，明朝的官员握有特权但薪俸比较低，其结果必然是官员敛财手段层出不穷。

对于中国内地来说，以德倡廉已经是多年以来都在重点开展的工作，下一步应该是延续和改进。以薪养廉虽不及新加坡，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且相对而言，内地公务员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体面工作，未来的关键在于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方面裁撤冗员、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制定一套更加合理与透明的公务员薪俸体系，与人性和社会现实相匹配。中国内地的以规固廉和以法保廉，相比于古代已有大幅改进，但仍有不足，比如社会监督和民主问责的力度存在明显短板。

习近平上任以来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窑洞对”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将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视作继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之后第二个答案。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更大视角来看，毛泽东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邓小平说的制度、习近平说的自我革命，其实具有共同之处，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主要工作。今天的中国具有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的强大国家能力，2012年以来的反腐行动已经积累许多经验，今后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建立一套与国家能力相匹配的约束权力的监督制衡体系，让官员们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