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妄议台湾之后，依旧动作不断：先是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自己的家乡奈良，又派出日本外务大臣访问菲律宾，重点将提及南海等问题。在中国宣布加强对日本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管制后，日本财务大臣和防卫大臣也前后脚访问美国，希望能寻求到美国的帮助。

在此背景下，中日紧张关系是否会再度升级，并加剧亚太局势动荡？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接受南华早报“Open Questions”栏目长篇专访，就台海局势、中美竞争、中日关系走向及全球秩序演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周波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在于中国相信和平统一仍具有可能性，而“台湾当局”的挑衅言论正侵蚀这一空间。

周波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有事”上的强硬表态主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但下一届日本政府必然在这一问题上更加审慎。中国并不寻求势力范围，而是以项目合作、人道主义行动及斡旋方式发挥影响力。他强调，中国不会填补美国收缩后的全球权力真空，因为所谓“权力真空”往往是陷阱而非机遇。现由北京对话王凡非将有关问答整理翻译如下，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表。

本文获观察者网授权转载，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整理翻译为王凡非。此为上篇。

问：在台湾依然由倾向“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同时不断加大对美军购的情况下，当前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您看来，哪些具体的“红线”或“外部干预”的程度会迫使北京考虑非和平方式？

周波：我们所谈的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核心议题。它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在我看来，出路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中国大陆相信和平统一依然是可能的。

随着中国大陆变得更加强大，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实力增强会带来对最终和平统一更大的信心，因为台湾不可能“漂走”，时间站在大陆一边。另一种则是：在不断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大陆可能会考虑动用武力。这是两条非常不同的路径。

那么，中国大陆会走哪一条路？正如我最近在《时代》杂志上所写的，我认为这取决于“台湾当局”。目前，赖清德的言行非常挑衅。在选举之前，他就把自己称作“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他更是把中国大陆称为“敌对外国势力”，并声称台湾必须反对大陆的统战工作，甚至提出了17条措施，用来恐吓支持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的策略。

理解台湾问题，一个重要视角是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思考。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强大起来，怎么可能容许本国的一部分领土永远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寻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是再自然不过的。唯一的问题在于：统一是以和平方式实现，还是通过战争实现。我们当然希望朝着最好结果发展，但这并不完全由我们决定。

问：中国在考虑动用非和平手段时，是否存在具体的红线？

周波：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有各自的战略模糊的做法，不只是美国在搞“模糊”，中国同样没有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但二者的差别在于这种模糊的本质不同。在我看来，美国的战略模糊更像是一块掩饰实力下滑的遮羞布；而中国的战略模糊则是与自身综合实力上升而伴生的。这就是区别所在。

问：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采取强硬立场并进一步靠拢美国的背景下，您是否认为日本正在成为对中国和地区稳定不断上升的战略威胁，成为您此前所说的美国的“战略棋子”？还是说，这反而是一个检验日本外交灵活性的机会？

周波：高市早苗的表态明显出于国内政治考量。她曾声称，一旦发生涉及中国军舰和其他武装行动的“台湾有事”，就“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

我认为，即便她最终拒绝正式道歉，今后的日本领导人在行动上一定会更加谨慎。事实上，在高市早苗上台之前，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曾拒绝回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提出的一个问题：一旦发生冲突，他们是否会与美国并肩作战。这些国家刻意回避假设性问题，把最终决定权留给当时的政府。而他们这么做很有道理：如果美国自身的战略都是模糊的，盟友又何必采取“战略清晰”的态度？

但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是否会加入美国，这里存在一个现实问题。从法律上讲，日本必须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持，比如允许美军使用日本基地。但日本是否会真正与美国“肩并肩”作战，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兰德公司曾经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一份报告，结论是：没有人知道。是否参战只会在最后一刻，由日本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考量做出决定。

问：中国是否像日本看待中国那样，把日本视为日益上升的战略威胁？

周波：日本是这样看待中国的。在经济上，日本的增长并不快，但在防务开支上却大幅增加。我认为中日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高，真正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

问：如果美国表现出对“中美G2式战略稳定”的某种开放态度，您会如何建议中国决策者加以利用？接受或拒绝这种由美国设定的框架，各自存在哪些风险？

周波：所谓“G2”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概念，当时向中方提出过，但被中方婉拒。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国和美国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力量，这一点是事实。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得出的结论。显然，世界格局已经超越了两极结构，就连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都在谈论，单极格局本身并不正常。

问：您的意思是，中国不应接受这一“G2”框架？

周波：我们当然不应该接受。首先，“G2”本身并不符合事实。其次，这会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甚至与朋友产生疏离感。因为如果中国接受这一框架，就会对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的现实视而不见，也会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性形成偏颇的看法。是的，中国是一个重要“极”，但中国只是把自己称为“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员。

问：真正意义上的中美双边缓和是否可能？还是说，冲突与谈判周期性交替才是新的常态？

周波：一提到“缓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美苏之间的缓和时期。首先要问的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已经到了那种非坐下来谈不可、必须以“缓和”来定义双边关系的地步？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是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体现在双方几乎相当的核弹头数量上。

这样的背景在今天显然不存在，至少在核力量对等方面不存在。美国拥有超过5000枚核弹头，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或美国五角大楼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大约只有600枚。

但如果只是谈相对和平或缓和紧张关系，这种情况是可能阶段性出现的。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当时是两个几乎没有经济往来的敌对阵营。今天，由于我们彼此之间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出于现实需要，中美在一些领域出现局部缓和是完全可能的。

这呈现出另一幅图景：未来我们可能会不时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就像最近所见的那样，一些美国提出的加征关税等威胁未必能够真正落实，因此美国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降低调门。这种缓和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小缓和”。也许在未来的波动和竞争中，我们会不时经历这样的“小缓和”。

问：您一直反对把当前的中美竞争称为“新冷战”，并强调中国的克制。但在科技“脱钩”加剧、美国在亚洲扩展军事合作的背景下，中国的克制是否有被误读为软弱的风险？

周波：我之所以拒绝“新冷战”的说法，是因为冷战这种概念往往只有在事后回顾时才能成立。在冷战期间，人们每天都在为可能爆发的热战做准备。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回过头来说：“好，我们刚刚经历的就是冷战。”

但即便是算命先生也预测不了未来。当我们展望中美关系时，连未来会不会爆发热战都还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武断地称现在是“新冷战”呢？和平是需要争取的。

问：至于中国的克制，又该如何理解？

周波：从外界看，中国可能没有从前那样“克制”，但中国不会无端挑衅。长期以来，在界定这段关系时，中国一直强调“合作”，而美国则坚持把它定义为“竞争”。这段关系本质上是竞争与合作的混合关系，唯一的问题在于比例。对美国而言，我可以肯定他们认为竞争将压倒合作；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则希望在竞争中能够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在可预见的未来，合作未必会压倒竞争，但合作的分量有可能上升。即便是美国总统当劳·特朗普，现在也在乌克兰、红海以及许多其他议题上向中国寻求帮助。在他第一任期时，你几乎看不到他在什么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唯一算得上的可能就是气候变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合作，大家都活不下去。而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很多领域向中国寻求合作。

问：在您最近的著作《世界应当害怕中国吗？》中，您区分了“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在美国重申传统同盟架构，而中国则自我定位为“稳定器”而非挑战者的背景下，中国在缺乏正式同盟网络的情况下，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

周波：大多数人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仿佛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是。我的基本观点是：即便中国真想建立“势力范围”，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

理论上，最容易建立“势力范围”的地方当然是周边地区。但看看东北亚：日本当然不会听中国的话，朝鲜在无核化等问题上其实也不会真正听从中国。很多经常被描述为“中国后院”的东南亚国家本身就是南海声索国，还有好几个是美国盟友。你又怎么能理所当然地把那里视为自己的后院、自己的势力范围呢？

在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并不顺畅。也许在中亚，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对最少，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但那里又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势力范围。正因如此，中国在该地区一直非常谨慎，像反恐这样的议题主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来处理。所以，即便中国想要“势力范围”，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势力范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中国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是全球性的。如果你没有当“世界警察”的野心，就不需要划分势力范围；而一旦你想要扮演“世界警察”，就必须有势力范围，就需要建立同盟体系和盟友网络，而盟友并不好对付，他们就像猫一样，很难“驱赶”和管理。

我可以举个例子。到目前为止，解放军在海外的行动基本集中在三个领域：反海盗、灾害救援和维和行动。归纳起来，这些都属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其本质是人道主义行动。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政策选择。我们希望通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去帮助其他国家，让他们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而这种人道主义行动通常不会引发争议。

你是以帮助者的身份前往，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好撒马利亚人”，没有人会反对。但如果你动辄派兵，以各种借口进行杀戮，谁会记得这些血腥行为背后的借口呢？有时我会思考一个问题：美国也许是世界上聪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他们怎么会从越战到伊拉克战争再到阿富汗战争，一次又一次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连他们自己都在反思和批评这些战争。

问：那么，中国又应当如何在全球发挥影响力？

周波：方式有很多。一种方式是不刻意“推销”自己的影响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当初提出这一倡议，并不是为了刻意制造影响力，而是从互利共赢出发，主要聚焦经济合作项目。但即便只是聚焦经济项目，也可以产生非常可观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种方式是在动荡地区进行斡旋与调解。在中东，中国曾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关系，哪怕时间不长，这也是一种受到欢迎的影响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十二点和平倡议”，又与巴西共同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尽管俄罗斯对这些主张表示欢迎，但乌克兰兴趣不大。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在这样一场消耗战中，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哪一份和平方案真正奏效了呢？几乎没有。

但没有一场战争会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某个时刻，中国有可能在停火或停战中发挥更大作用，或者与其他大国一起提供安全保障，乃至在冲突各方同意的情况下牵头派遣维和部队。

问：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

周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中国把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按人均财富来算，这无疑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又把中国视为一个“超级大国”，或者“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尽管中国自己只称自己是“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员”。看看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很少有其他国家能提出如此系统的全球性倡议，它们反映的是中国的世界观，这些倡议的规模和影响都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即便中国不愿自称“领导者”，很多国家已经事实性地把中国当作一种领导力量看待了。这就是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

问：但中国是否正在为这种角色做准备呢？

周波：如果你指的是中国想成为另一个“世界警察”，那肯定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呢？

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也不是一个带有强烈“传教”冲动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从个体修身做起，先教育自己、完善自己，然后走向社会、成就事业并造福他人，也就是所谓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宗教文化有着根本差异。

但即便如此，你会看到，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的会费负担在不断上升。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中的出资额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大，只有大约两个百分点。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在美国对联合国兴趣减弱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也许会希望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其他国家普遍更愿意由中国发挥更大牵头作用？

展望未来，从中国视角看，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解放军在实现这一愿景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一个多极世界未必会显得井然有序，因为多极化意味着全球治理难度的增加。如果是单极格局，管理起来相对最容易；两极格局也比多极世界要容易管理。

我参加过很多多边会议，深知让二十多个国家在某件事情上达成共识有多困难。比如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让27个成员国都同意一件事非常不容易。在多极世界中，国际合作的唯一出路就是像中国政府提出的那样，“大家商量着办”，通过协商与共同行动来应对问题，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对于解放军，我已经解释过其海外行动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人道主义任务。当然，我也希望在未来，更加强大的解放军仍然如此。

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却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而世界上所有军队都强调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解放军角色的独特之处在于：解放军还肩负着推进国家统一的职责。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并保护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

所以在我看来，解放军有三大责任：推动国家统一、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以及承担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

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中国改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它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进行欺负人、侵略人、剥削人，那时世界人民就应当把它看成社会帝国主义，把它揭露出来，打倒它，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推翻它。”

我认为，当中国领导人说中国即便发展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时，这句话是出自真心的。这既根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崛起的确是和平的。它是否绝对“前无古人”可以讨论，但至少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问：在当今这种“混合型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在塑造人工智能治理、太空安全等新兴领域的规则方面，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周波：冷战时期，人们谈论“战略稳定”，基本上指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弹头数量大致相当。但在今天，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核弹头数量上的平衡或对等。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的发展水平几乎相当。这就是我的观点：在未来战场上，只有中美两国具备主导地位的潜力，因为我们是最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的两个国家，日本或欧洲在军事AI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美。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中写道，在未来的国际军火市场上，真正有能力出售先进武器的，恐怕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美国的武器价格昂贵，但经过了实战检验，盟友出于政治关系考量也“必须”购买；而中国的武器系统从印巴空战中就可以看出，它们同样出色但更加经济实惠。未来中国可能出售将不再只是几件作战平台，而是一整套系统。

我很高兴你提到了太空安全，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很少有人每天都会擡头仰望天空。但事实上，太空正变得愈发拥挤、竞争激烈，同时也充满商业机会。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发展得非常快。想像一下，你坐在这里，就能远程操控一台在月球背面工作的探测器。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这一点。

外层空间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也可能变成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领域。这就是我提出“太空相互确保脆弱”（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y in space）这个概念的原因。

冷战时期，人们谈的是“相互确保毁灭”这个概念；而在外层空间，实际上是“相互确保脆弱”，因为大家共享同样的轨道。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摧毁卫星的能力，但这种攻击会产生大量碎片，这些碎片会威胁到同轨道上的所有卫星，而太空碎片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被击毁卫星的大小。这就是我说“相互脆弱”的原因：所有国家在太空中都是脆弱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们是否会面临外层空间爆发战争的可怕局面。这并非空想，否则美国为什么要试图打造所谓“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呢？

但如果你建起“穹顶”，其他国家自然会想办法突破它。依我之见，一旦爆发太空战争，它要么是核战争的一部分，要么就是核战争的序幕。

因为如果你下决心攻击对手的卫星，意味着你已经“深吸一口气”，这绝不会是小规模冲突，而是总体战争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我真心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这也正是中俄联合提出“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倡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