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若隐若现的“中美第四公报”传闻，随著4月预见举行的“习特会”，再度成为外围舆论焦点。从哈佛学者埃里森（Graham Allison）在达沃斯谈到中美互相威慑与高度纠缠，到台媒引述的“台湾问题将成双方外交默契、约束力更甚以往”，再到两岸学界各自补上解读，如有人把“第四公报”当作一种“必然的制度化收束”，也有人提醒现在谈具体文本仍言之过早。当然，“第四公报”会不会此刻出现是未竟之天，但可以提前思考的是，如果它真的被端上台面，将会在什么条件下成形、以什么语言被包装、又会把台湾推进哪一种被动的位置？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扬名的埃里森，其最新论述有一个很现实的起点，他认为中美已不是单纯的对手，而是“相互吓阻下的高度绑定”。如见去年中美关税战把彼此推到极限，华府以高关税施压，北京则以稀土等供应链筹码回应，最后让特朗普政府重新意识到中国不是可以被随手击垮的对象。同时，北京也看到美国即便嘴硬，依旧绕不开互相依存的结构。是以，这种结构反成就了一种冰冷的稳定状态，即中美体认彼此都能为对方造成重大伤害，所以反而会努力把冲突锁在可控范围内。从这个角度看，若有“第四公报”，实不必被浪漫化为怎样的历史性和解，它更像是两个大国在风险成本上算清楚后，为了避免失控而设计的止血点。

至于止血点要绑在哪里，往往取决于最容易出事的部位，想当然尔，台湾就是那个最容易引爆、也最适合被拿来“制度化处理”的引爆点。细究埃里森陈述中美可能用几乎类似语言讨论赖清德与“渐进式台独”，这句话本身就值得玩味。当中美两强开始使用相近的语汇描述同一个风险来源，这意味著他们至少在“问题定义”上已经靠拢。以至于接下来的关键是，如果中美就问题定义靠拢，那么解法会不会也跟著靠拢？就经验来说，这种“靠拢”对台湾而言，常常不是好消息，因为那意味著台湾被重新定位为中美关系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拥有足够主体性的独立变数。遥想当年陈水扁执政下，小布什政府回应台海情势的姿态，殷鉴不远。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头看中美三公报留下的“模糊”，某种程度而言，公报语言之所以历久弥新，恰恰因为它不够清楚，才让各方都能各取所需。例如《建交公报》里的“acknowledge”，被北京视作美方“承认”、被华府视作仅是“认识到”，正是这一模糊殊异，四十多年来支撑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与北京的“一中原则”并存，也让台湾在缝隙中得以生存。

但问题是，如今北京对模糊的耐心正在下降，且当中国的国力、军力与自信都不同以往，中南海对是否要“再来一份模糊文本”的兴趣自然有限。而在美国一造，同时面对全球多线压力之际，也可能更倾向用“某种可交代的文本”把高风险议题先压住，换取在其他议题上的空间。两相交会的结果，就把“第四公报”推向一种可能：它不必然要比前三份公报更具法律约束力，但它可能更具有政治指向性，尤其是在“反对台独”、推进“要美国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乃至于处理台湾问题的路径是否更偏向“肯定中国自行解决台湾问题”等问题上，让文字变得更难被台湾解读为弹性。

事实上，真正让“第四公报”有市场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想，而是再理性不过的供需交易。从“供给面”上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诸如交易、逐利、计算成本，还有对个人政治功绩的渴望。从他对盟友的苛刻，到近期对加拿大、格陵兰乃至欧洲的强硬姿态，再到他从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利益盘算，外界看到的特朗普外交观，是谁能提供他需要的结果，他就跟谁谈，一旦谈成了，他就包装成一场胜利。若此，把这种风格放到中美关系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方会相信“第四公报”有机会成为特朗普任内的一个里程碑，它既可被描述为稳定大国关系，也可被宣传为让美国获得更大利益的交易成果，甚至是被特朗普拿来媲美诺贝尔和平奖荣耀或成就其历史定位的叙事材料。

反过来看，“需求面”则在北京。北京要的从来不是“再说一次大家都知道的话”，而是把美方的模糊压缩成明确，把美国可操作的空间压缩成可验证的承诺。若华府只是重申既有一中政策，北京固然可以接受，但北京必然更想要再进一步的语言：例如更清晰的反对台独、更具体的限制军售或军事互动、更明确的“不支持”范围，甚至在台湾地位表述上逼近北京版本，如令美国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乃至许可中国自行解决台湾问题等。这也是为何台湾学者提醒“让子弹飞一会儿”并不多余，因为北京会不会要到它想要的，端看它在其他议题上能否换到足够利益，也端看美国愿意付出多大代价。

问题是，美国愿意付出代价的前提，也往往是它能换回多少“美国利益”。业随美军突袭委内瑞拉而起的“唐罗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想像：美国近来对西半球与能源供应链的动作，可能是为了削弱北京、逼北京在谈判桌上让步，而不是要与中俄划地盘。若这条路线在华府内部占上风，美国就未必急著用“第四公报”去安抚北京，反而可能把它当作谈判筹码。换言之，“第四公报”若真出现，也未必意味著美国对华转向温和，那可能只是美国在更大竞争策略里的一张牌，先用可见的稳定换取不可见的杠杆。特朗普以为北京企求的是一份政治文件与官式立场确认，于是他便包裹著稀土、市场、供应链安全，还要求中国在地缘政治程度让步。

然而，最尴尬的永远是台湾，因为这场交易的定价权完全不在台北，一旦中美把台湾问题视为“共同风险”，台湾就容易被重新包装成需要被管控的变数。当北京要求华府更清晰的文字，台湾就可能被迫吞下更少的战略空间；而当美国把台湾当作筹码，向来安全依赖美国的台湾，就要接受自己不过是属美的一类可交换资产。这正是“弃台论”近年总能在特定气氛中擡头的原因，那无关乎美国是否“变节”，而是因为美台交易型的政治关系让台湾以为一诺千金的“保证”回归估价常态。

顺此而下，台湾需要警惕的就不只是公报上的文字如何表述台湾问题，而是中美“默契化”趋势的后果，如若中美在台湾议题上形成某种外交默契，即使没有白纸黑字，那也足以改变外部环境，那么这般的默契或将比文本更难反制，因为它不需要国会表决，也无须公开辩论，就能在包含军售节奏、官员互动、区域部署，甚至危机时的表态中一一具体化。若埃里森的判断成立，台湾面对的就不是单纯的压力升高，而是压力被中美联手制度化、管理化，共识成为“大国稳定”的一部分。而那种稳定，是以台湾的政治空间与政治安排为代价。

总的来说，中美不论是否于今签署“第四公报”，本质上都是一场供需交易，只不过特朗普的逐利性，突出只要价格够好够漂亮，没什么不能买，也没什么不能卖，其逐利性格使“第四公报”“可以谈”的机率上升；而北京对立场明确化的需求，使“会谈什么”、“谈出什么”更具压迫性。当然，北京处理台湾问题，从来都保有自己的节奏，也从来不是寄望在一份新的公报或美国态度，因此就“需求面”来说，中国可以就有利两岸统一、助益排除美国外部势力干预的“第四公报”持开放态度，但如果美国无法提供所需要求，谓“第四公报”大可不必，也实在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