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CCCW学者李成、赵修业在新加坡英文网站“ThinkChina 思想中国”撰文，揭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两院成员数量翻倍增长（2012年15人至2026年30人），指出院士群体正从政策咨询转向决策参与，通过“科研旋转门”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中国技术竞争的地缘政治优势。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两院院士”群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持续增长。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委员里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些院士来自中国科学院（CAS）和中国工程院（CAE），他们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战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专家视角。

院士出现在中国政治精英中并不是新现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在国家战略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55年，早期聚焦于国防和导弹技术。钱学森（1911—2009）、朱光亚（1924—2011）和邓稼先（1924-1986）等著名科学家都在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钱学森与朱光亚也在1969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钱学森历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首席科技顾问，朱光亚则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到1997年。邓稼先在1982-1986年间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曾就读于麻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1921—2000）也在1982-1992年间担任中国共产党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然而，在那时钱学森、朱光亚、邓稼先和谢希德的中央委员身份只是个例而不是常态。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政治精英的选拔标准长期遵循“红大于专”的逻辑，更看重革命经历和意识形态，而非学术专长。早期中央委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1969年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23.8%的人完成了本科教育。到1982年，中央委员会中也只有半数左右的人完成了两年制大专及以上水平的教育，全国各省主要领导（省委书记和省长）中没有一个人拥有理工科大学学历。当时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成员中“技术官员”（由工程师或科学家转型成为政治领导人）的比例分别仅有约2%。

改革开放时期，随著中国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科学技术背景在政治精英选拔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中国科学院成立近40年后，“院士”这一荣誉称号在1993年首次确立，成为中国科研领域的最高荣誉。次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以容纳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顶尖专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每两年授予不超过200个终身制院士称号（两院院士）。截至2025年，中国科学院共有908名院士，中国工程院共有1002名院士。随著科技创新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院士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中的代表性也逐渐提高。

图一、十八、十九、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的院士数量

图1展示了中央委员会中院士人数的稳步增长。中央委员会由350余名成员组成，是制定政策、选举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关键决策机构。在2012年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5名院士，其中3人为中央委员，12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占总人数的3.5%。截至今年年初，2022年选举产生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与十余年前相比，院士人数翻了一番达到30人，其中7人为中央委员，2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约占总人数的8%。

图二、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的院士一览

中央委员中院士人数的增加表明，院士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作用不仅限于政策咨询，而是更多参与高层决策。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的7位院士委员在成为政治精英之前大多以科研为主业。1962年出生的怀进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已连续两届担任中央委员，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现任教育部部长。作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校长，怀进鹏在推动中国工业升级和教育改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另一方面，政治局委员中还没有人当选为院士，尽管其中不乏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陈吉宁、尹力、袁家军、张国清和李干杰等政治局委员均拥有科技领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但都不是院士。进入政治局之前，他们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航天、国防和核技术等领域担任过重要职务。这一现象表明，院士头衔作为科学权威的重要标志，在很大程度上不依附于政治级别。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院士群体的专业构成也反映出中国对“新质生产力”的追求。“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由革命性技术引领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和先进通信技术等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1965）正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专家，他作为该领域的重要人物进入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由此可见，中国政治精英并非海外刻板印象中，由主管党务或意识形态官员组成的僵化群体，而是在不断吸纳来自新兴科技领域前沿的专家。这一特点使得中国能在制度上确保对未来关键技术的洞察能力。

图三、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院士专业领域

从个人层面看，中央委员会中的院士在职业路径上也呈现出研究、教育和政府之间多元流动的特点，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1969年出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如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是集成电路技术领域的专家，目前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也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黄如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大学度过，从教授一步步晋升为副校长。如今，她在中国经济政策核心机构担任领导岗位，可以将自己数十年的集成电路研究经验应用于中国半导体产业创新的发展战略。

侯建国（1959）的职业经历进一步说明了科技精英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角色演变。侯建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的半导体物理学家，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多年。和许多主要活跃于学术界的科学家不同，他还担任过多个重要领导职务，包括科技部副部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目前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委员，这一系列丰富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将科学领域的洞见与治理经验相结合，在科技战略的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主要通过政府或党务体系晋升的政治精英，中央委员会中的院士大多拥有数十年的科研经历。如今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群体，引领著中国的科技发展方向。他们独特的经历展示了中国政治精英晋升的多元路径。与其他政治精英一样，院士也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政治丑闻或腐败指控。如曾任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上海大学校长和天津大学校长的金东寒（1961），近期被罢免，并从中国工程院除名。院士未来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将面临来自学术诚信与政治纪律两方面日益严格的审查。

总体来看，虽然院士在中央委员会中仍属少数，但他们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持续增长，这与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呼应。这种趋势不仅加速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进程，还可能在技术优势决定国际影响力的时代中，提升中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优势。

本文转载自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CW)。作者为CCCW创始主任李成和CCCW博士前研究员赵修业。

李成

CCCW创始主任

李成是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CW）创始主任。李成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领导人转型、中国中产阶级发展、中国科技进步以及中美关系。在加入香港大学之前，李成曾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高级研究员，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他目前是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的驻会学者，并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赵修业

CCCW博士前研究员

赵修业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集中于全球治理领域。在加入清华大学之前，他长期致力于中美地方层级的对外交往实践：曾任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State Legislative Leaders Foundation）亚洲事务主任，于2015年主导创立“中美省州立法机关交流机制（U.S.-China Subnational Legislative Exchange Mechanism）”；早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工作期间，曾发表多篇关于中美地方外交与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专题研究。他的研究关注点聚焦于次国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在气候与能源政策领域的研究。他持有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