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京近两年的对台青年交流活动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个不太容易察觉的变化：青年没有消失，但“青年”正在消失，更准确的说，消失的不是青年，而是“青年是一个单一群体”的想像，曾经的“青年”现已分殊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族谱集合体。

综看近年两岸各式民间交流，“青年”无疑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高频出现的受众词汇。从海峡论坛到两岸青年峰会，从地方台湾周到各类交流营，青年几乎都是最稳定也最常见的活动对象。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对北京而言，青年代表未来，也意味政治社会化仍在发展之中，政治态度与身份认同尚未完全定型。另一方面，青年交流的形式可以涵盖各式软性内容，相较于政治论坛，本身具有更大的弹性，也易降低政治敏感度。

然而，在青年当道的各式交流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变化，并不是青年活动越办越多，而是北京开始重新定义“青年”这个受众。（延伸阅读：解构两岸民间交流．一｜对台工作告别一日秀　进入带状播出时代）

随著针对台湾青年交流活动在陆行之有年，交流市场的“饼”越做越大，“青年”这个大标签，也自然开始走向分殊化。青年过去在这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年龄概念，如今则逐渐生成一类社会角色概念，意即北京不再只是问是不是青年、够不够年轻，而是开始问这个青年在社会里的位置、扮演什么角色？

以去年的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为例，活动名称直接把受众对象定为“青年科学家”，湖北武汉台湾周安排鄂台职工交流活动，受众变成“职工”。最具有“品牌力”的海峡论坛，旗下又再细分出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职业教育论坛、青少年姓氏源流知识竞赛，此外也有针对青年短影音创作者、青年合唱团队、职业院校师生等不同活动。

到了今年，这种分类更加明显。两岸青年峰会里出现百工百业职工交流周，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持续举行，另外还有京台大学生龙舟赛。湖北武汉台湾周则安排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荆楚文化行，以及服装设计竞赛与研学活动。新疆交流也从过去面向一般青年学生，进一步出现以青年教师为对象的北疆行。

是以，就以北京官方所称的“青年”，不再只是“年轻就好”，而是正在被拆分成不同的教育身份、职业身份和功能身份，例如学生、教师、科研人员与职工，近年伴随新媒体发展蓬勃，像是新媒体参与者、短影音创作者这类头衔，也成为了一类“新受众”。

可以说，“青年”这个身份依旧是官方行两岸民间交流的重点，可见各大型活动仍然使用“两岸青年”作为总框架，主论坛还是在谈青年发展与交流，但到了分论坛、交流周、竞赛、营队和招募公告层级，青年作为受众，就进一步被切得更细致。换言之，北京对台青年交流，正从年龄分类，逐渐走向社会角色分类。

这种改变，首先反映在活动组织方式。过去以参访、联谊和文化体验为主的青年交流，主办方只要找到一批符合年龄条件的台湾青年即可，但如今若要安排人工智能、职业教育、创新创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参与者本身就必须具备相应背景。简言之，当活动越办越专业，被招募对象自然就越具体。

因此，不能因为出现“青年科学家”或“青年教师”标签，便立即将其视为一套全新的统战模式，一旦活动内容趋向专业化，本来就会带来受众的专业化，这本身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没有必要过度政治化。

例如台湾陆委会七月中旬直接点名一场针对青年教师的八天七夜赴陆交流活动，认为北京企图借由青年教师返台后接触学生与校园网络，在台湾校园建立新的“统战节点”。这样的判读，著眼的无非是交流活动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延伸阅读：《民族团结法》上路　两岸民间交流成民进党政治祭品）

但若回到交流活动本身的发展脉络，北京首先做的，其实是重新分类交流受众，人工智能需要科技背景的人，创新创业需要创业团队，职业教育需要教师与学生，北京看到的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台湾官方看到的，则是这些角色未来可能形成的政治节点。可以说，两岸双方谈论的是同一件事，但站在不同的分析层次。

当然，既然交流本身确实也是北京对台工作的其中一环，自然也就不能把这种身份细致化完全视为技术性的活动分类。因为身份一旦被写进活动名称与招募条件，交流对象就不再只是个别青年，而是某一类可以持续辨识、组织，也能持续建立联系的人，例如青年教师回到校园，接触的是学生与同业，青年科学家身处科研与产业网络，职工连结工会与企业，新媒体创作者则直接面向平台与内容传播。

然而，若要区分青年标签细致化前后最大的差异，过去面向普通青年的参访活动，其影响通常停留在个人经验，如今改由面向教师、科研人员、媒体工作者或创业团队的交流，影响便有机会沿著职业与组织关系持续延伸，但关键是这并不表示每一位参与者都会因此成为北京政策的传播者，更不代表参加一次交流，就会产生政治认同上的改变。台湾官方曾以一句“青年可塑性强”，便将参与交流的教师纳入国安观察范围，这种推论未必能够证成，也是低估参与者本身的判断能力。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设计民间交流时，已经越来越少把青年单纯视为一个年龄群体，而是开始把他们放回各自的社会位置，例如学生、教师、科学家、职工、创业者、媒体工作与内容创作者，各自所处的环境与需求不同，可以提供的资源也不同，对他们安排同一套参访行程，效果自然有限。反过来说，若能依照不同身份去设计不同交流内容，反而可能建立起长期连结。

这也是为何近年不少活动除了文化参访，同时安排产业对接、就业媒合、创业基地、学术合作、技能竞赛与成果展示，因为在长年经验告诉，交流不应该只是“来看看”，而应该要尝试回答参与者更实际如能否找到工作、进入市场，能否获得研究合作、能否建立专业人脉等问题。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并不神秘，尤其宏大的两岸叙事对台湾青年就是缺乏吸引力的现实难以短期改善下，把交流放进更具体的生活与职业情境成为了必要的补充品。白话来说就是，与其反复讲民族、历史和大局观，不如从升学就业、创业创作，甚或职涯发展切入。因此，北京并没有放弃青年交流，而是开始放弃“青年是一个单一群体”的想像。

是以，青年仍然是青年，但北京眼中的青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年龄标签，而是一张依照教育背景、职业身份与社会角色重新拆分的分支图、新族谱。相对于过去，北京寻找的是一群台湾年轻人，现如今，北京寻找的则是社会里不同位置的人，这或许才是近两年两岸青年交流最值得注意、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