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的讨论中，最高频的词汇莫过于“竞争”与“博弈”。但如果冷静审视这项技术的真实状态，就会发现一个被喧闹掩盖的事实，此轮人工智能浪潮才刚刚开始，大模型的能力边界在哪里？

大语言模型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路线吗？安全风险的形态如何演变？人工智能对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颠覆性影响将以何种方式呈现？国际社会各方都在探索，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在现阶段给出标准答案。

本文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所所长李艳。

没有答案，恰是中美两国坐下来谈的重要原因。

作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并驾领跑的两个大国，中美实际处于同一发展身位。越是处于发展最前列，越会首先直面各种安全新风险与治理新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大模型的幻觉与失控风险、智能体网络攻击、算力能耗瓶颈、军事应用失控隐忧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对社会就业、教育等方面冲击。

因此，即便美国一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于中美关系的定调，就是把与竞争对手的发展之争，作为其战略政策制定的基调与取向，但随着形势发展，美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挑战与安全风险，不是单凭哪个国家就能解决的，进而在各种场合不断主动释放希望与中国开展对话的信号。

虽然当前外界热议中美AI对话可能涉及的议题，但实际上，且不论具体谈什么，中美若能够坐下来谈，就是重大且积极的信号。不论是对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是对解决国际社会共同关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它会是一个长期多轮的互动，议题会随着技术与应用发展，围绕双方以及国际社会共同的核心关切展开。

从安全层面来看，风险管控至关重要。从当前形势看，中美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互动，可能首先会从风险管控入手。事实上，前沿模型的快速迭代，以及暴露出来的“越狱”与自主攻击等问题，令各方越来越意识到任何一次严重事故的代价都由全人类承担，而单个国家的试错空间接近于零。中美若能在重大人工智能事件通报、极端风险情景推演上有所合作，既是中美之间风险管控的应有之义，也能够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从发展层面来看，亦有合作空间。首先，从本国治理来看，中美双方可以有最佳实践的分享。比如中国在算法、深度合成内容以及智能体治理方面走在国际前列；美国在前沿模型安全部署、政企信息共享方面有着实践经验。涉及到具体治理议题，应该能互有镜鉴和启发。

其次，从全球治理来看，中美双方有责任共同推动能力建设与规则制定。比如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智能鸿沟问题，中美若能在联合国框架下共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算力基础设施与人才培养，既是道义所在，也是防止“治理洼地”反噬共同安全的现实需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上，作为大国，能够保持理性，尤其是避免把技术标准与安全标准阵营化、武器化，将事实上极大助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的推进。

理性互动，需要美国跳出思维窠臼。中美开展对话并不意味着能彻底改变美国对华战略以竞争与博弈为基调的现实。其实问题从来不在于竞争本身，而在于竞争的方式。竞争有良性与恶性之分。良性竞争应有三个边界。在技术层面，竞争指向各自创新，而非掐断对方供应链；在安全层面，军事应用必须设限，危机沟通渠道必须畅通；在规则层面，能够建立多边框架为竞争烈度“封顶”或划出“红线”。

而恶性竞争，包括“脱钩断链”，泛安全化措施等，已被事实证明不仅会破坏技术创新与发展，更影响大国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未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否理性互动以及形成务实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真正调整与改变其零和博弈的思维与认知。

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已经展开的“上半场”，未来能走多远，还远未分明，但一些现实风险却已在敲门。竞争可能决定的是谁跑得快，而合作才能决定人类能否跑到“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终点。

回望历史，每一次颠覆性技术浪潮，都不曾拥有预设的结局。人工智能的走向，固然受制于技术本身的边界，但终究更取决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抉择，未来将由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