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5年。在25年前乃至更早之前，许多人因为担心市场开放对本土产业的冲击，“狼来了”的担忧一度十分流行。然而25年后的今天，实践已经强有力地证明，非但“狼来了”的担忧并未成真，反而中国通过抓住市场开放的历史机遇，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工业国。

WTO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世界上许多人都对全球化持有疑虑，其中甚至包括一大批学者，他们运用各种看似言之凿凿的理论来批判和质疑经济全球化。比如，当初不少人担心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最易被冲击的产业之一。然而后来中国的汽车产业在整个国家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耀眼名片，2025年中国车企的全球销量超过日本车企，目前欧洲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已经首次超过对华出口。从整体来看，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为何中国加入WTO未让“狼来了”成真？相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未雨绸缪，早就开始做好应对市场开放冲击的准备。

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年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是创始国之一，只不过因为国共内战、冷战与计划经济、极左思潮的影响，造成1949年后中国大陆一直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外。1978年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实施改革开放，才开始让“复关”申请在80年代提上日程。从1986年7月正式提出“复关”到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中国已经有了15年的准备与应对时间。如果再考虑到1986年乃至改革开放前建立的工业基础，那么，中国的入世准备时间已经很长。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加入WTO，最关键的内因在于1978年改革开放浪潮尤其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内部环境。

今年8月逝世的前总理朱镕基的经济改革与治理可以有力解释为何中国能消除“狼来了”的担忧。朱镕基的一个历史功绩是领导中国完成加入WTO的艰苦谈判，但他为了应对加入WTO对中国本土产业的冲击，曾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经济改革。朱镕基是从1991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的第一篇、第二篇讲话显示，刚担任副总理不久后他便开始主抓产品质量、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他认为产品质量是市场竞争的关键，国营大中型企业只有开发新产品、改进工艺、降低消耗、苦练内功，才能扭转困境。

针对当时严重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与汽车厂数量过多、国内市场保护造成的汽车价格严重扭曲问题，1991年12月朱镕基在《大力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讲话中说：“国内市场这种价格能维持长久吗？现在为什么那么多走私车进来？因为走私车便宜。将来我国恢复了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这种扭曲的价格都要降下来，不能根据这种错误的价格讯息搞热点项目……我国的价格改革一定要进行，一定向国际市场靠拢。我们一参加关贸总协定，外国价格便宜的产品就会进来，不让它进来是不行的。将来的关税顶不住，审批也顶不住，什么都顶不住，就得靠我们自己产品的竞争能力，才能顶住。现在这样搞下去，有什么竞争力呢？”

从1991年担任副总理到2003年卸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工作长达12年。起初他清理三角债，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改革国有工业企业经营机制，还是小试牛刀。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朱镕基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调整经济结构、汇率并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国企改革为例，1994年1月朱镕基说：“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如果不改变，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不了，良性循环就无法形成。像现在这样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明亏，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暗亏，这个局面要是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财政金融的状况就永远改善不了，国民经济也难以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国有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政企分开。”

可以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让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2001年加入WTO的冲击，让中国产业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快速发展道路，让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聪明才智有了在全球市场大显身手的机会。

中国经验说明两个道理，一是全球化的产业冲击并不必然发生，关键在于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懂得趋利避害与未雨绸缪的智慧，是否有能力应对冲击。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既有利于全球范围的分工协作与资源配置，又有可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同冲击。真正明智的选择从来不是盲目支持或反对全球化，而是怎么抓住符合经济规律的全球化机遇，怎么趋利避害。

二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与加入WTO过程中的表现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智慧、治理能力与担当。这样的智慧、治理能力、担当是中国能否长治久安、能否实现良政善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今天中国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比如复杂严峻的腐败问题、肆虐的官僚主义问题、经济K型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内需不振、大量企业和民众缺乏信心。今天中国需要展现像改革开放年代那样的智慧、治理能力、担当来努力解决今天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