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中国舆论风向的人，相信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最近几年，随着内地经济增速放缓，大量普通人面临困境，青年失业问题凸显，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退休者养老金差距过大问题越来越成为牵动人心的议题。

在过去，比如在新冠疫情之前，关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讨论并未像今天这么热烈。然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近年来不管是传统媒体、网络平台还是人们日常生活，都越来越多地讨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公平问题。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动辄七八千甚至上万人民币养老金的帖子，而体制外的企业职工养老金只有三四千人民币，处境最差的是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年满60岁的农民，他们每月的基础养老金最低国家标准只有163元人民币，根本不足以维持生存。

2026年10月16日，大陆媒体财新在《“七千退休职工，一年领走九亿元养老金”，高校养老负担几何？》一文中以人民币作为货币单位揭示出体制内退休人员、体制外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差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离退休人员数（或“实际待遇领取人数”）计算，2012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月均领取养老金2904.7元、企业职工月均2027元；2024年，这两个数字变为7735.5元和4007.7元。”这说明从2012年到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与企业退休者的养老金差距，从877元人民币大幅扩大为3727元人民币。

2024年每月3727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差距是什么概念？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人民币、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4707元人民币，即每月分别为3442元人民币、2892元人民币。这意味着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比企业退休者每月多出的养老金，比2024年全国居民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还高。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以及大约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老人（以农民为主）的每月基础养老金最低国家标准只有163元人民币，便不难理解，为何最近几年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的丰厚养老金能成为刺激公众神经的敏感公共议题。

公允地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范围之内适当优待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吸引人才、稳定人心、改进国家治理、减少腐败的必要之举。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的丰厚养老金，与工作性质、福利保障充足密不可分。相比于企业职工经常变换工作、过去大量企业不给员工缴纳社保、社保缴纳容易中断、社保缴纳的档次经常处于低档，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基本属于铁饭碗，社保缴纳时间长，根据工资足额缴纳，而且有职业年金作为补充。正因这样，在收入相似的情况下，体制内退休者的养老金往往高于体制外退休者的养老金。然而即便这样，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退休者养老金差距依旧应该保持在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目前内地养老金体系的一个容易刺激公众神经的地方在于，体制内退休者的养老金不仅与体制外退休者尤其是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老人（以农民为主）的养老金的差距过大，甚至呈现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且大幅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工资。这样既不符合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理想，又容易让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制外人员产生误会乃至不公平之感。这样下去，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考公考编才是最符合自利理性的出路，进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再去市场拼搏，而是想方设法挤进早已饱和的体制内。

通常情况下，退休老人因为不存在房贷、车贷、抚育孩子的压力，故他们的消费需求要低于青年人、中年人。与退休老人相比，青年人、中年人正处于一生之中经济支出压力最大、消费需求最多的阶段。如果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大幅超过青年人、中年人的平均收入或者收入中位数，势必会压抑青年人、中年人的正常消费需求，影响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尤其要注意的是，那些父母是体制内退休者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与那些父母是农民的体制外工作人员，会因为他们父母之间过大的养老金差距而扩大他们本就存在的阶层差距，甚至有可能产生代际不平等。

过去在经济快速增长、各个阶层都能感受生活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养老金的差距问题不会像今天这么刺眼。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泡沫破裂与内需不振问题的凸显，体制外大量普通人面临收入下降或失业的困境，体制内与体制外尤其是农民的养老金差距过大问题日益牵动人心。

越是这样的时候，中国越需要直面和回应民意，越需要振兴经济，越需要节用裕民，越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缩小养老金差距。比如，未来5年至10年之间，中国应该将养老金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增加体制外尤其是农民养老金上面，努力让体制内与体制外尤其是农民的养老金差距保持在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只有振兴经济、做大蛋糕，才能为分好蛋糕、养老金政策调整创造有利环境；只有缩小养老金差距、分好蛋糕，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团结国民，有利于扩大内需、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