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官媒新华社于11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1.7万余字的决议文件，对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系统安排，有九大看点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明确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习近平关于中共党的建设思想的雏形于2023 年 6 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于2026年6月15日正式定名为“习近平党建思想”。该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并列，构成完备体系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共各领域的最高指导思想。二十届五中全会将它确立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不再是就事论事的整治，而是有了贯穿始终的理论中枢，标志着中共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把握从 “经验治” 走向了 “理论治”。

第二，把“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作为路径。“人民监督”出自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 “窑洞对”—— 黄炎培问中共如何跳出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答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自我革命”则由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并将其明确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第二个答案”。人民监督是外部、自下而上的约束；自我革命是内部、主动向内的革新。为什么现在要强调自我革命？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外部监督客观上存在结构性局限，没有竞争性政党制衡，社会监督难以深入党内权力运行的核心环节，因此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党内才能解决自身问题。

第三，把“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提出要“着力解决党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搞好“党性鉴别”，“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准确识别、坚决清除两面人”。为什么“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从习近平于会前在党刊《求是》上发表的文章即可找到答案。该文章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必须警惕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并谴责这些两面人口口声声讲政治忠诚、两个维护，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很快、调门很高，实际上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搞七个有之，在政治上搞投机主义，巧言令色，见风使舵，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钻，随时准备跳船。这次决议把增强党性放到重要位置，并再次提出相同警告，可见问题的严重和中共对该问题的重视。

第四，多处强调“党内民主”，重点监督“一把手”。民主集中制度是中共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但在不同的阶段，根据形势与政治工作需要，往往有不同的侧重，一段时间更强调民主，一段时间更强调集中，这次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把党内民主放到比较重要的位置在近十几年比较少见。决议提出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和支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得压制、排挤、打击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凡属重大问题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把民主集中制放到重要位置，并特别强调用“党内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背景是这些年很多领域“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不少地方或部门一把手甚至前腐后继。所以决议强调要规范“一把手”履职用权。落实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制度规定。提出选拔任用“一把手”要注重考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素养和能力。健全领导班子权力运行制约机制，规范“一把手”职责权限，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还要求，党委（党组）书记（往往是一把手）必须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对待少数人意见，不搞“一言堂”、“家长制”，该由集体研究的不得擅自表态，不得用个人意见代替班子集体决定，不得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得层层要求维护“一把手”个人权威。

第五，将官员资产纳入审查，虚拟货币、区块链等腐败成打击重点。决议指出：“从高级干部做起，加强对干部的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决议还提到，对于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正常收入的情况，将进行审查和核实；同时，官员配偶和子女的经商办企业行为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此外，决议还明确提出要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白手套”、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坚决打击利用互联网、虚拟货币、跨境资金、区块链等实施的腐败行为。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腐败手段不断翻新，新型隐性腐败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强化相关监督治理十分必要。传统即时权钱交易逐步转向约定代持、预期收益、“白手套”、政商 “旋转门” 等期权式腐败，披上市场化外衣；同时虚拟货币、区块链、跨境资金等工具，为赃款转移隐匿提供渠道，资金链路溯源困难，容易形成监管盲区。这类腐败往往通过亲属经商办企业输送利益，扭曲市场公平竞争，侵蚀营商环境，还容易叠加金融、涉外风险。决议强调从高级干部抓起，对干部实施全方位、全周期监督，核查家庭财产收支，严管亲属经商行为，靶向打击数字化新型腐败，有利于前移监督关口，穿透利益伪装，斩断政商勾连链条，补齐新技术条件下的监督短板，持续压缩腐败生存空间。

第六，将党员网络活动纳入审查。决议提出“进一步规范党员的网络行为”，是因为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在朋友圈、微信群、短视频平台上违反中共“不得妄议”的要求，传播政治谣言和 “小道消息“，搞 “低级红、高级黑”；有的在网上搞 “两面人”，公开发表与中共党的路线方针相悖的言论；还有的甚至参与网络赌博和放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如果在网上失守，不仅个人违纪，还会成为政治谣言的传播节点。把网络行为纳入审查，就是要划出党员在网上的政治红线，让党员在虚拟空间里同样守纪律、讲规矩，做到线上线下一个样，防止 “地上不湿、地下漏风”。

第七，提出健全举报机制，严肃查处结交或充当政治掮客、政治骗子行为。查处 “结交或充当政治掮客、政治骗子”，直指干部选任和权力运行中的沉疴。公开通报中，此类案例并不鲜见：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2022 年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明确点出其 “结交政治骗子”；近年来多地也有落马官员被通报 “轻信政治骗子、被政治骗子蒙蔽利用”，花重金托人 “跑官要官”，结果被骗财骗色、甚至卷入买官卖官窝案。政治掮客和政治骗子的危害，不只是骗钱，而是严重污染政治生态 —— 他们冒充 “上面有人““有关系”，把正常的选拔搞成“勾兑生意”。健全举报机制，就是要打通渠道，让“ 政治掮客 “勾当的人无处藏身，也警示中共党员干部：职务升迁只能靠组织、靠实绩，不能走“ 找关系、拜码头、靠骗子”的邪路。

第八，学术与理论界也要从严整治。决议一方面提出要“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人才支持和服务保障”另一方面也表示要“反对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抵制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整治人才“帽子”问题，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学阀作风。”把反对学术造假、整治 “帽子” 问题、破除学阀作风写进决议，切中了当前科研生态的深层病灶。

近年来，从论文批量造假、实验数据剽窃、一稿多投，到高校学生联名举报导师、师门内部反目甚至公开冲突，学术圈的 “诚信塌方” 与 “圈子化” 屡屡冲上热搜。一些学者把院士、长江、杰青等 “帽子”当成资源垄断的入场券，一个人挂十几个项目、霸占数十个招生名额；师门异化为 “门阀”，导师对学生的论文署名、毕业就业、经费分配几乎握有生杀大权，青年学者只能依附大团队、抱大腿才能出头。论资排辈让评审、立项、评奖变成 “自己人评自己人”知识分子腐败起来和官员腐败并无两样，甚至可能更无下限，因此决议提出必须从严整治。

第九，纪委权力进一步加大、强化。自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严厉反腐和党建强化，纪检监察体制经历了从 “党内监督” 走向 “国家监察”的深刻重构，伴随着机构改革与重点攻坚，纪委权力得到空前强化。这次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完善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做实监督检查和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监委领导为主，注重力量协同和优化，加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各级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下级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至少每半年向上级纪委（派出机关）报告一次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情况和自身履行监督责任情况。”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大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