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城市年轻人为一款名为“Si Le Me”（你死了吗）的应用每日签到以确保自己独居安全时，国家统计部门正为792万这个数字感到担忧——这是2025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

中国出生人口从2024年的954万下降到2025年的792万，跌幅达17%。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约0.98，意味着平均每位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个孩子。

这一数字仅占全球新生儿总数的6%左右。十年前的2016年，国家卫生部门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将回升至2.1，并预计到2025年仍有1.73，出生人口达1,433万。

现实与预期的巨大落差，正将中国推入与日本、韩国相似的人口结构困境中。中国正在经历了一个从“想生不能生”到“能生不想生”的社会转变。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悬崖”

十年间，中国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峰值1883万断崖式下跌至2025年的792万，年均降幅超10%。这一趋势与当年国家卫计委的乐观预测形成强烈反差。

更令人警惕的是，婚姻登记数据同步暴跌——在已公开的官方数据中，2024年结婚登记对数是1980年依赖的最低值，仅为610.6万对。晚婚、不婚成为常态。专家多次警告，若无法扭转趋势，中国或将在2050年面临出生人口不足500万的极端局面。

西方媒体常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城市化与现代化，但中国案例揭示出更复杂的矛盾。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政策层面，也深植于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迁中。城市化的加速和教育的普及改变了中国人对家庭和生育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巨大，已成为全球生育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约为80,000至85,000美元，这一数字是中国人均GDP的六倍（澳大利亚仅为两倍）。中国城市家庭昂贵的“育儿竞赛”正在成为一个往复循环。

此外，女性更容易受到职场性别歧视，而产假保障不足、托育体系缺失，使女性面临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尖锐冲突。一位北京白领坦言：“怀孕意味着职业断崖，企业不愿为育儿成本付款。”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个体主义的崛起也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原因，Z世代更追求生活质量与个人自由，婚姻与生育不再是人生必选项。韩国经验显示，生育率跌至0.78时，年轻人将“不婚不育”视为对抗社会压力的武器，中国正呈现相似趋势。

政策碎片化难破系统性困局

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发钱鼓励生育”的尝试收效甚微。武汉最高6万元人民币（下同）的育儿补贴、攀枝花每月500元津贴，在动辄数十万的育儿支出前显得无力。不少人批评政府：“现有政策碎片化，缺乏系统性设计。”更关键的问题是，政策多聚焦二孩、三孩，却忽视了一孩生育率暴跌的根源——“如果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生，何谈多孩？”

面对人口下行的必然趋势，中国若想破解困局，既不能无视社会发展规律盲目干预，也不能简单照搬欧美或日韩的模式，而需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

有消息称，中国政府正在构建系统的全周期的家庭支持体系，从经济层面降低生育成本。参考法国、德国的经验，中国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环节的补贴制度。在税收政策上，中国正在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征税模式，根据子女数量和抚养人数确定税收减免额度，减轻多子女家庭的经济压力。但上述政策的力度目前尚难观察到全貌。

推进性别平等，打破“生育惩罚”的职场困境是中国近些年老生常态的一个话题。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劳动法，明确禁止职场性别歧视，强制推行延长产假与陪产假制度，鼓励企业建立灵活的工作制度（如远程办公、弹性工时），保障女性的职业发展权利。

中国政府在延伸政策链条方面也必须有大动作，从“促生育”向“促结婚、优养老”全维度拓展。日本推出“结婚新生活支援项目”，对新婚夫妇给予搬家、房租补贴；韩国研究发放婚育补贴以提升结婚率，这些举措针对的是“不婚化”这一生育率下滑的源头问题。中国可借鉴这一思路，针对适婚青年推出住房优惠、婚恋服务等支持政策，缓解结婚成本过高的问题。

同时，特别是再农村要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消除“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带来的生育动力不足。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政策的核心在于“引导”而非“强制”。中国人口危机的本质是一场社会契约的重构——当个体在生育中看不到希望，国家便需重构制度以分担成本、重塑价值。

对于中国而言，破解人口困局的关键，不在于逆转人口下降的趋势，而在于通过制度重构，将人口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既需要借鉴全球经验的智慧，更需要立足本土实际的勇气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