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让传统中国的五代十国乱世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五代十国是唐朝和宋朝之间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虽然只存在几十年时间，但给当时华夏大地的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连年不断的战争，人民朝不保夕，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军阀士兵吃人的残暴故事屡见不鲜。五代十国的乱世有力说明，稳定的秩序与安全、和平的环境应当成为任何社会的基本生存要求，否则容易民不聊生。

五代十国主要用来概括当时中原地区前后出现的五个朝代和中原地区之外的十个主要割据政权。其中，占据政治中心的五个朝代分别是朱温的后梁、李存勖的后唐、石敬瑭的后晋、刘知远的后汉、郭威的后周。电视剧《太平年》的故事是从石敬瑭的后晋开始说起，结尾是吴越国主钱弘俶“纳土归宋”、华夏大地重归一统。

《太平年》非常简略地说到石敬瑭向北方游牧政权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而石敬瑭的继承人、侄子石重贵成为皇帝之后，拒绝向契丹称臣，与契丹决裂，以至于后晋和契丹发生三次大战，最终石重贵兵败被俘，契丹入主中原，后晋灭亡。

在中国历史中，石敬瑭和石重贵的故事具有警醒意义。石敬瑭本来是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的女婿，在当时那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中称得上一方豪强。李嗣源去世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是一位软弱无能、易被操控的青年君主，刚上任没多久，便在人鼓动下因削藩逼反一位地方豪强李从珂，最终被李从珂取而代之。

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普遍争斗的乱世，作为皇帝的李从珂和作为地方豪强的石敬瑭互相猜忌，最终在个人野心、政治利益、自保心理的共同作用下，石敬瑭称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以卑辞厚礼讨好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向契丹进贡，最终在契丹军队的帮助下击败李从珂，建立后晋。

石敬瑭的“卑辞厚礼以奉契丹”政策让他备受诟病，许多人都讥讽石敬瑭人格卑下、有辱国格。不过应该承认的是，石敬瑭在位期间通过十分恭敬甚至刻意讨好的姿态与契丹保持和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让饱受战乱和苛政折磨的中原地区获得喘息之机。

待年轻气盛的石重贵继位之后，他反对像石敬瑭那样刻意隐忍，不愿向契丹“称臣称孙”，而是只称孙、不称臣，从而激怒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后来在多方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石重贵的后晋与耶律德光的契丹兵戎相见。后晋两次击退契丹的入侵，但第三次大战时后晋兵败，契丹军队入境后烧杀劫掠、恶贯满盈。

相比于许多人眼中人格卑下、有辱国格的石敬瑭，石重贵年轻气盛，敢于对抗契丹，但终究给他本人、后晋政权和中原大地带来灭顶之灾。以后世的视角来看，石敬瑭尽管有过度讨好契丹之嫌，但他至少清楚自己的实力有限，懂得隐忍，而石重贵在根基未稳、后晋政权内外交困的危急时刻便与契丹交恶，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人格、国格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都十分重要，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显然高于人格、国格。这样说并非指石敬瑭“卑辞厚礼以奉契丹”的政策是对的，而是说为政者在关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的大事上不能像石重贵那样任性。片面讥讽石敬瑭有失偏颇，因为石敬瑭的行为受制于当时的实力与环境，但片面称赞石敬瑭同样有失偏颇，因为石敬瑭终究未能在稳住契丹的同时让华夏大地走出五代十国的乱世。后来的历史证明，因为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让重新统一天下、定都开封的北宋在抵御游牧政权入侵的时候丧失一道重要的屏障。

与石敬瑭、石重贵相比，唐朝李渊、李世民父子对待当时北方强大游牧政权东突厥的政策和态度，才是被世人称道的明智选择。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起初实力不足的李渊，自太原起兵开始，便一直注重与东突厥维持和睦关系，刻意放低姿态，用金帛来讨好东突厥。在获得东突厥的支持后，李渊、李世民父子锐意进取，逐渐统一天下。

李世民继位不久后，东突厥大军攻至渭水附近，距离唐朝首都长安非常近，一时之间，朝野人心浮动。以唐朝广袤的疆域、李世民的一流军事才华与当时十分耀眼的武将群体，唐朝虽未必能战胜东突厥，但至少有一战之力。然而李世民在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与东突厥达成合约，史称渭水之盟。自此之后，李世民在继续稳住东突厥的同时韬光养晦、团结各派、选贤与能、整军经武、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积蓄力量。三年之后，在当时东突厥面临严重内部危机的背景下，唐朝出兵征伐东突厥，一举歼灭东突厥，让唐朝北部边境迎来和平与稳定。

历史是一面镜子，石敬瑭、石重贵与李渊、李世民的不同选择，让华夏大地有不同的命运。什么样的选择是意气用事，什么样的选择是老成谋国，一目了然。不过军事手段从来都是解决重大矛盾的不得已选择，只要有可能，仍应“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的价值观念、社会环境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得道多助”的旗帜。在这样的时代，大国之间比的不单是军事实力，而是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软实力与人心向背。然而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只要世界秩序仍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竞争单位，那么，李渊、李世民的以时间换空间策略仍具有启发意义，区别的只是不同方式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