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去世，享年96岁。多年以来，哈伯马斯被不少人誉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关于商谈理论、交往理性的观点对协商民主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奥秘。通过以理服人来达成共识和解决问题在任何时候都非常必要和令人向往，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来不能只依赖以理服人。怎么看待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会成为选举民主之外人类政治的替代选择吗？

协商民主是许多人讨论的一种民主形式，比如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提出的双轨商议性政治，“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

哈伯马斯认为：“通过民主程序或政治公共领域之交往网络而发生的那种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主体间性，它在商谈论中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些无主体的交往过程，无论是在议会的复杂结构和旨在做出决议的商议团体之内，还是在它们之外，形成了可以讨论同全社会有关并有必要调节的问题的论坛，以及就这些问题进行或多或少合理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场所。公共的意见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在他看来，作为协商民主的商议性政治是意在通过广泛交往和理性对话达成共识，形成政治合法性。

与哈伯马斯一样，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同样主张加强商议：“商议的作用就是让人们接触不同观点，并迫使人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通过你来我往的讨论、辩论，人们可能对自己的偏好进行提炼、修正、转变，把原本自私的偏好转化为能考虑到他人利益的偏好。反复商议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种可能性是民意的高度收敛，达成广泛的共识，以至于不再需要投票表决；另一种可能性是民意只出现有限的收敛，达不成共识，还得靠投票来在不同的政策选项中做出抉择。即使是后一种可能性，经过反复商议后再投票表决也比不商议就投票表决好，因为商议后人们对不同政策选项的优劣有更充分的了解，他们也因此更容易接受最后的决策。”

无需赘言，协商民主绝对是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民主形式，但协商民主能不能通过广泛的对话、辩论深化认知，达成高质量的重叠共识并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成果，则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把协商民主的理想等同于协商民主的现实。

一方面，协商民主的成效取决于参与协商的各方能不能进行有质量地商议，包括但不限于：协商各方尤其是承担公共治理责任的政党、政治人物是否有同理心和智慧，他们是否基于理性的公共对话守则进行有理有据的商议。试想而知，如果参与协商的各方互不理解，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恶意揣测、上纲上线，喜欢捕风捉影，那么进行再多的民主协商，都是在浪费时间，撕裂社会。

现实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失去倾听不同观点的心胸与能力，他们被情绪、偏见、道听途说、谣言所束缚，活在虚妄的想象中，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自以为是、张口就来，或七嘴八舌，或止步于抱怨。美国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便生动反映了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的困难，然而电影终究还是给出了理想的结局，现实中未必那么幸运。通过协商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是民主应该追求的目标，但千万不要低估高质量的协商之难，尤其是在撕裂的社会，有质量的公共辩论并不常见。

另一方面纵使协商过程中出现真知灼见或达成理性的重叠共识，并不代表能被政府采纳和有效执行。政府能不能从善如流取决于决策者的分辨能力和政府是否受到有力的刚性约束。如果决策者缺乏分辨能力，真知灼见便容易被逆淘汰，协商的结果有可能是谁的声音大、谁擅长蛊惑人心谁便能胜出。如果政府未受到有力的刚性约束，那么协商民主不论宣扬得多么美丽动人，都难以转化为实质性成果，因为假若为政者一意孤行或刚愎自用，协商民主将容易异化为迷惑世人的政治花瓶。

在专制或威权社会，协商民主遭遇的最大障碍是决策者是否有智慧和意愿倾听逆耳忠言。与执掌权柄的机构和官员协商的是高度原子化的个人和团体，无法形成对权力的刚性约束，根本不能替代周期性民主投票。从长期来看，除了少数从善如流的官员之外，因为过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协商所能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

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导民使言、兼听纳谏”的议政传统，朝堂上有朝议和言官的谏议，被不少人视为古代的协商实践。诚然，议政传统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常效果有限。一旦面对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之类喜好乾纲独断的君主，处于弱势地位的臣子，能在多大程度上矫正君主的错误，实在令人怀疑。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便道出古代臣子向君主建言献策的困境，高高在上的君主反复无常、刚愎自用，他的逆鳞凶险难测，“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韩非子·难言》）韩非子竭力维护君主专制，但讽刺的是，他终究还是死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

在选举民主社会，协商民主面临的困境在于政治人物、政党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分辨老成谋国之言和非理性说辞，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好的理念落到实处。如若不去检视和改革选举民主，只是一味地强调协商民主，既难以防止协商民主沦为形式主义，又可能令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民粹陷阱相互叠加，拉低公共政治的理性水平。

不应忽略的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和专业，一个国家和地区若想治理成功，往往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性、智慧、手腕有比较高的要求。然而选举民主的底层逻辑决定一个以选举民主为基石的政府总是容易笼罩在民粹主义、少数强者操控互相拉扯的阴影之中，以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制定和实施经常容易充斥非理性因素。

协商民主当然值得积极倡导，但如果忽略协商的实际成效，空谈协商民主，便是本末倒置。协商民主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当权的政治人物在选举后不要漠视民意，却不能解决选举民主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更不能成为选举民主的替代选择。这样说绝不是指继续活在对选举民主的幻想中，而是说不能因为选举民主存在民粹主义和少数强者操控的困境就简单以为过于理想化的协商民主能成为替代选择。选举民主已经危机四伏，日益需要改进和超越，但这不能成为过度美化协商民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