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倒退回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共产党建政的1949年、改革开放的1978年，当时的人们根本难以想象今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作为工业强国的英国对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的降维打击。1949年共产党建政是在一百多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开始进行国家建设，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说已经初步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依旧大幅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非常大。

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大踏步往前发展，2010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中国工业在全球的比重越来越高，既能生产中低端产品、传统消费产品，又能生产中高端产品、新兴科技产品。今年以来，无论是2025年中国车企的全球销量超过日本车企、欧洲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首次超过对华出口，还是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中一鸣惊人、一季度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势头强劲，都在说明中国工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

那么，中国工业是怎么崛起的？最近笔者在张国宝所写的《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看到一位深度参与中国工业发展的正部级官员的思考。中国发展历程表明，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政府在经济和工业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而昔日的国家计委与今天的国家发改委正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政府部门。张国宝长期在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曾负责制定能源、交通、船舶、汽车、装备国产化等一系列行业规划和政策，2003年他对于造船业的建言是中国造船业腾飞的预言。

张国宝将中国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苏联援建156个项目、“三线”建设和大规模引进技术。在他看来，1953年开始的以苏联援建156个项目（实际建成150个）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让中国开始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从1964年至1980年，中国在以西南、西北为主的“三线”地区投入巨资，建设起一大批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虽后来有不少工厂不得不调整搬迁，但优化了中国工业布局，对于中西部发展影响深远；文革结束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技术，几乎涵盖所有工业门类，通过消化、吸收、创新，跻身工业大国。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崛起，张国宝认为：“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他看来，闭关的自主创新肯定不对，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在搞自主品牌，结果国门一打开，中国工业产品无论性能还是质量都没有办法与外国产品竞争，但一味引进同样不对，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因为最前沿、最先进的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比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性进步离不开宝钢的建设。宝钢一期所有核心设备基本都依赖进口，宝钢二期改为合作制造，国产化率大幅提高，宝钢三期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后来中国政府在全国推广宝钢经验。再如，中国地铁起初是高价引进西方设备，价格和售后服务受制于人，后来通过地铁设备国产化政策，大幅降低地铁建设成本，为中国地铁跨越式大发展打下基础。今天中国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领先世界，但在80年代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但迅速后来居上。

今天中国以风电、光伏发电、水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为能源结构转型创造条件，但过去落后于西方国家，大量设备依赖高价进口，但因为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后来反超西方国家。

以风电为例，2008年张国宝写道：“社会上有些呼声，要求完全放开风电建设，不加干预。但我国风电尚属起步，产业竞争能力处于弱势，过去20年的经历表明，政府不加引导、扶持、保护，中国的风电市场成了外国设备的一统天下，近几年采取了相应政策措施，风电事业才快速发展起来，争回了约一半的市场份额。政府在风电资源普查，大型风电场布局，扶持设备国产化方面还需发挥作用。再过几年，国内风电产业体质增强了，相当于人从幼年到了青壮年，政府可以完全放开审批。”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的腾飞其实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又离不开市场竞争。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1949年以来建立的工业基础之上将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既努力争取国际技术合作，积极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逐步融入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又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有序实施国产化政策，奉行渐进改革和渐进开放理念，在本国产业成长初期给予适度的保护和扶持，待本国产业已经成长起来再全面放开。今天中国工业已经开花结果，今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总结、反思和优化长期以来的发展经验，在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大前提之下，既要防止政府滥权、寻租、乱作为，又要防止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