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制度日益成为中国舆论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人关心政府强化社保征缴力度的影响，有人呼吁增加以农民为主的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有人担心在老龄化、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未来养老金体系恐将面临严峻困境。

内地养老担子首次重于养小担子

大陆媒体《财经》最近在《老人数量第一次比孩子多，养老金“撑得住”吗》一文中表示：“2025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23个65岁及以上老人、22个0岁-14岁孩子。这是1982年有可比数据以来，‘养老’的担子第一次重于‘养小’……2016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此后逐年擡升，2024年已与少儿抚养比几乎持平，2025年完成反超。同一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也首次超过0岁-14岁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预示老人与小孩的数量差距还会扩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0—14岁人口为2.14亿人，占15.25%；15—59岁人口为8.69亿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亿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亿人，占15.87%。经过数据计算可知，8.69亿的15—59岁人口加上3.21亿的60岁及以上人口，意味着15岁及以上人口共有11.9亿人，再减去2.23亿的65岁及以上人口，可得出15—64岁的人口共计9.67亿人。

小孩、老人的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分别除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以此方法可计算出中国小孩抚养比为22%、老人抚养比为23%。考虑到现实中将一个孩子抚养长大往往要持续到18岁乃至大学毕业，远不止14岁，而现实中开始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往往是在65岁之前，所以真实的抚养压力大概率会超过表面的数据。

毫无疑问，老人数量首次超过小孩背后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造成小孩数量持续减少，比如，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新低。二是随着经济、医疗卫生的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9.25岁，高于1978年的68.2岁。尤其是随着1962年至1975年出生高峰的人口开始退休，老人抚养比还会继续上升。

不用担心养老金崩盘，但需要未雨绸缪

老人数量首次超过小孩一个最直接影响是对社保尤其是养老金体系产生冲击。内地的养老保险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理解为今天的劳动人口在缴费供养今天的老人，但随着老人与小孩的数量差距越来越大，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压力将越来越大。这正是今天内地舆论场许多人对养老金体系的一个担忧。

大陆媒体人民网在《“养老金要崩盘”？用“三本账”穿越认知迷雾》一文中专门反驳“养老金要崩盘”的说法：“养老金制度是否可持续，说到底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只要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老年人安心养老就不成问题……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公共养老金制度破产的先例。”

人民网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养老金制度背后承载的是政府信用、财政能力，绝对不会轻易破产。只要政府还能正常运转，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养老金正常发放。

然而许多事情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养老金在正常情况下当然不会崩盘，公众不用过于担忧，但怎么让养老金可持续，则是越来越迫切的现实问题。2020年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中写道：“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当期将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告耗尽。”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表示，“2019年我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5%，到2050年将高达8.9%，届时将高于美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必将为财政和国民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老龄化是“本世纪的‘百年之虑’，而夯实养老金制度是百年大计”。

为了缓解困境，中国从2025年开始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但延迟退休主要是延缓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不抵支问题的时间。2025年3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与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引述已有相关研究：“结论大体接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2035年前后收不抵支，2045年前后耗尽结余；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更是需要财政不断翻番补助。”

最近郭树清又在民政部主管的《社会保障评论》发表文章《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他写道：“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采取统账结合的独特模式，这是在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面临为两代人筹资的巨大压力。多方面研究预测未来20年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会发生收不抵支情景，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缺口随后会持续扩大。”

有鉴于此，郭树清建议“划拨更高比例国有资本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设立专门的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公司负责专业化运营管理”。他还提到近年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委托投资运营取得年化超过5%的收益率，但委托投资比例总体上只占20%左右”，故建议“在坚持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前提下，大幅提高专业化市场化委托投资比例，合理放宽投资品种限制”。除此之外，他主张“应当及早谋划开辟新的财税现金流”，“启动遗产和赠与税立法”，“这些方面的税收增加只涉及少数高收入群体，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明确为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

遇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及时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社保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有力证明。现在社保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因为老龄化、少子化的冲击而面临能否可持续的问题。中国应该通过广泛讨论的方式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开源节流，及早壮大、丰富养老保险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下大力气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做大经济蛋糕，让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又要进行合理的分配，分好经济蛋糕，让所有人都能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毕竟，只有经济发展，养老保险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只有进行合理而又公平的分配，养老保险才能团结国民，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