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条新闻震撼了无数人。一位在北京二环内长大、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能写一手好字、还能说流利英语和跳芭蕾舞的北京女孩孙美华，在26年前被人骗走拐卖。当年的她，正值青春年华，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与前途。然而，命运在她被拐走的那一刻彻底改写。

26年后，当热心网友与家人在山东曹县一个偏僻的村落找到她时，所有人的心都碎了——昔日那个天之骄女，已经变成了一个神志不清、面容憔悴的老妇。她被拐卖到山东之后，与一名比她年长约20岁的老头共同生活。当地网友称，她这些年生活十分困顿，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孙美华年轻时的照片在网络曝光后，许多网民表示“很难想像她这26年经历了什么”，呼吁严惩人口贩卖，亦有网民要求当局彻查拐子佬及当地村民，相关影片和文章近日在内地都遭到封禁。孙美华的父母到去世的那一天，都没能等到女儿平安回来。

被抹去名字的她们

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内蒙古一名女子王小红，在十几岁的时候被拐卖到四川大凉山，并关在地下室遭受长达8年的虐待。地下室里只有高处有一扇小窗，根本无从逃脱。每当吃饭时，男人就从一个铁窟窿里把饭递给她。直到有一天，她趁男人喝醉酒后逃出地下室，然而命运对她的打击并未结束。

内蒙女少时遭拐卖囚禁地下室8年　逃出生天又被家暴　终寻获亲人

逃离地狱的她后来嫁到河南，因精神受创，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她因不堪家暴再次出逃，辗转到东莞打杂工维持了十几年的生活，直到现在，王小红的手臂、颈部等处还留存著多处烟蒂烫伤的疤痕。

而近年来最震撼全国的一宗案件，莫过于2022年江苏丰县“八孩母”事件。这个案件不单只是简单的人口贩卖，更是一个将人性残忍同基层治理失能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悲剧。

事件的主角叫小花梅，她原本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一名女子，年轻时因为婚姻变故，精神出现问题，1998年，同村的一名桑姓女子以“带她去江苏看病和找对象”为由，将她骗离家乡，卖给江苏省东海县的一名徐姓买家，卖价只有几千块钱。不久后，小花梅走失，随后再次被拐卖转手，最终在1998年6月被丰县欢口镇董集村的董志民一家买下。

随后的二十几年里，小花梅的人生落入无底深渊，买家董志民将她视为个人财产同生育工具。特别是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小花梅的精神疾病加重，但董志民不但没带她去医治，反而在极度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强迫她生下8个孩子。更残忍的是，为了方便控制，董志民甚至用铁链锁住她的颈部，长期对她进行非法拘禁和虐待。

江苏八孩母案｜省调查组公开拐卖经过　3人被批捕丰县17人被处分

从小花梅到今天的孙美华，这一宗宗血淋淋的个案，令我们不禁发问：在今时今日，当我们谈论著人工智能、高铁贯通南北、城市地标光鲜亮丽的时候，为什么在同一个时空下，依然有女性被当成商品般买卖、被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甚至被剥夺了整个人生？

买方的“低罪责成本”与村里共犯

首先讲法律。内地《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可以判十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法律上判得不轻，那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买方市场。每当拐卖案曝光，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怪罪犯罪份子的残忍。但试想，如果没有需求，又怎么会有供给？拐卖妇女问题屡禁不止的核心，正正在于“买方市场”的罪责成本低得荒谬。部份落后地区传宗接代、彩礼文化根深蒂固，买一个女人回来“延续香火”，在当地乡绅与宗族眼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事。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买主量刑不应该低过拐卖罪，甚至应该更重，对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身追责。事实上，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只要无虐待、未阻碍解救，可以不追究——正正制造“买方无风险”的错觉；修正案后改为“可以从轻处罚”，力度重了，但买方市场的根还未斩断。

第二，基层治理有盲点。这几单案有一个共通点：受害者被囚禁、被虐待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基层单位发现异常村干部帮忙户籍登记“盖章”、左邻右舍帮忙看管防止逃跑，甚至在救援人员或警方去救人的时候，整条村的村民会拿著农具出来围堵、阻止救人。

小花梅被锁在屋里生8个子女，村委会不知道；孙美华在山村生活26年，整个村无人理；王小红没有身份证打工十几年，是制度里的“隐形人”。妇联、村委会、民政、派出所本来应该是保护网，但在这些案子里，他们有人沉默、有人失联，甚至有人帮手开绿灯，这种默许，就是对拐卖犯罪的全体共犯行为。

18岁女被亲生父母绑架：彩礼与包办婚姻

如果说非法拐卖是暗黑的暴力，那么以“亲情”与“习俗”为名的包办婚姻，就是另一种合法化的人口买卖。

在深圳，一名18岁的少女因被父母逼婚逃离家乡。她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息后，受到公益组织的帮助，在深圳企鹅岛一家咖啡厅务工。女孩的父母收取高额彩礼，强行中断她的学业，剥夺她上高中的权利，在通过深圳派出所查到她的具体住址后，甚至专门雇佣3名人员驱车赶往，每日蹲点，计划强行把她带回甘肃。幸亏巴士司机察觉异常，保留车载闭路电视录像，深圳警方及时介入，跨区前往兰州成功解救。

如果不是深圳警方与公益组织及时拦截，这个18岁女孩的下场，与被拐卖的受害者又有多大差别？

在这个案件中，伤害女性的不一定是陌生人，血缘有时候不是保护伞，反而成为伤害来源。《民法典》明确禁止包办买卖婚姻，成年人拥有婚姻自主权。但现实是，部份落后地区旧习俗、彩礼利益可以压倒个人的人身自由。

在这些父母眼中，女儿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是可以换取彩礼补贴家计或者帮助兄弟娶妻的资产。当彩礼被推高到几十万，婚姻就彻底变成一种买卖。这种将女性物化的文化土壤，正正就是拐卖犯罪源源不绝的养分。如果违法包办婚姻与强制婚姻的成本继续这么低，无数年轻女性依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拐卖儿童：多少个家庭因此破碎

拐卖儿童犯罪一直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也是内地政法机关打击重点。这一议题曾引爆全民热议，得益于多个改编自真实故事的“打拐”题材被搬上大银幕，让许多普通人感受到“拐子佬”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伤痛。

有关内地失踪儿童的数量一直没有历年的权威数据。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宝贝回家”，被看作是“失踪儿童的晴雨表”。尽管没有涵盖所有失踪孩子的资料，但也可以最大限度描绘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失踪儿童的情况。

根据2018年《网易数读》整理该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失踪最严重的时期是80年代和90年代，每年失踪人数介乎1000至3000多人，1990年达到峰值共3431人，即平均每日有9个儿童失踪。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失踪的原因有很多种，除了被拐卖外，还包括离家出走、迷路走失、不幸溺亡等意外。虽然没有历年儿童失踪或拐卖数据，但公安部会因应不同专项行动，公布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罪案数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自2001年以来一直与中国公安部合作打击人口拐卖，其报告指出，从2000年至2007年，公安部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逾4.5万宗。由于拐卖人口案件往往涉及多名受害者，因此被拐卖的实际人数估计可能要远高于这个数字。

如今，内地社会治安状况与90年代相比早已大不相同，基层治理能力亦得到提升。走失人群规模逐年递减，拐卖儿童得到有效遏制，背后离不开民间力量和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更得益于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帮助精准寻人。加强对买卖儿童罪名的处罚力度也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科技手段：打拐DNA数据库、团圆系统

科技手段方面，进入21世纪后，DNA技术开始应用于打拐工作。2000年，公安部首次采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和DNA亲子鉴定技术，对被拐卖儿童与亲生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网上对比和鉴定。在这之前，“打拐”一般是靠亲生父母指认，以被拐卖孩子的长相、身体上的特殊标记、血型等基本确定亲子关系，并非十分可靠。而DNA检验技术是确认被拐卖儿童身份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

及至2009年，中国建立了全球首个“打拐DNA数据库”，当中承担血样检测任务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与各省市公安机关的DNA实验室全部联网运行，可鉴别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是否涉嫌拐卖，还用于找到亲人时进行亲子鉴定。

自2009年起，公安部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当年的立案数达到新高近6500宗。此后近十年间，随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为常态且力度增强，2013年的立案数一度高达2万宗。直至近年，拐卖妇女儿童案发率降至新低。2019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立案数为4571宗，同比减少15%。

此外，公安部主管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在2016年上线，被称为“打拐神器”。内地常用的微博、高德地图、支付宝、淘宝、QQ 等25个新媒体移动平台都接入了该系统。系统以失踪地为中心，通过上述平台向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推送失踪儿童信息。今年5月15日“团圆系统”迎来上线10周年。十年来，该平台累计发布，5213条儿童失踪信息，找回5137名儿童，找回率达98.5%。

民间力量在打拐寻人上亦贡献良多。2011年，内地的网络打拐第一人邓飞提出“微博打拐”，和中国警察网官方微博联合建立“打拐志愿团”的群组织，呼吁整合媒体和民间资源，支持和帮助公安系统打击儿童拐卖。

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据统计，2021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被告人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比率，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率10％。

纵容下生恶：“买卖同罪”何时才能不再是口号？

最高人民法院介绍，今年上半年，拐卖妇女、儿童罪一审收案135件，同比下降39.46%。人民法院坚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拐卖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强抢儿童、奸淫被拐卖妇女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予以重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重刑率（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刑罚人数的比例）高于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34.55个百分点。

但技术的进步，掩盖不了法治治理的盲区。正如《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评丰县案时所言，这些是“穷生恶”的典型，地方政府必须直面问题、让记者提问、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如果每一次案件都需要靠互联网舆论爆发、靠热心网友“寻亲博主”去接力救人，而基层主政者继续装聋作哑，这样的防线依然是脆弱的。

“买卖同罪”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买家的刑事责任必须大幅提高。只有当买个女人回来要面临重刑、当帮忙囚禁的邻里村干部都要坐牢，这条血淋淋的产业链才有可能被彻底切断。

像小花梅、王小红、孙美华这样不幸的事故每次发生，都在舆论场引发关注，激起义愤，这三起女性案件或事件揭示出相当一部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解决之道既需要广泛的观念解放和启蒙，让人们普遍形成现代法律和权利观念，又离不开社会层面对于女性权益的平等保护。而这一切都要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需要整个国家经历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