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能否带来货币主义的终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次批评并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情况下，再次采取令市场震惊的举措。其在其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一封致美联储理事库克（Lisa Cook）的信件，宣布即刻将其免职。这可以说是美联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动。
对于特朗普采取这种非常规举措的动机，大部分市场机构都理解为意图通过改组美联储理事的构成，改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此之前，特朗普多次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责并要求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应尽快降息。此前，据媒体透露，特朗普也考虑过提前解除鲍威尔本应在明年结束任期的美联储主席职务。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多次批评鲍威尔迟迟不肯降息的举措。这些政治倾向意图左右美联储的做法，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一直标榜的央行独立性的原则，同样也会动摇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根基。
不过，出于维持美国经济稳定和减少政府债务融资成本的考虑，特朗普显然更关注其自身的政治前途，以实现其“MAGA”的政治目标。特朗普表示，很快将在美联储理事会中拥有“多数”由其任命的成员，这些人将支持他大幅下调利率的意愿。而且，即使经过法律程序，特朗普无法解雇美联储理事，对鲍威尔“抄后路”，对特朗普而言，由于其掌握明年鲍威尔继任者的任命权，可以通过任命赞同其降息主张的新继任者，左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这意味着，美联储的独立性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特朗普此举可能标志着美联储自1951年以来享有的独立性走向终结。文章表示，无论特朗普的意图最终是否实现，这一事件都可能成为数十年来金融市场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如果白宫最终得以控制货币政策，美国可能进入一个通胀更高、波动性更剧烈的时代。其实，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曾警告，这一轮“特朗普冲击”，很可能重复当年“尼克逊冲击”的情景和后果。短期来看，货币政策可能更偏向于宽松，这对房地产市场和债券市场短期利好；长期而言，货币政策的政治化，很可能会出现长期滞胀以及美元贬值（注：无竞贬条件下）。
当然，一个比较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何特朗普不顾一切“重蹈覆辙”施压美联储？在经济层面来看，除了美国政府对市场和经济影响日趋显著的原因，还需要看到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经济根基正被日益侵蚀。
实际上，尼克逊冲击，在当时被理解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走向失败和结束的标志。在成功克服“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以财政支出影响经济的政策主张在二战后盛行其道，这不仅契合了战后经济重建的需要，也有各国执政党支持经济发展获取政治利益的私利。不过，持续扩大的财政支出，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陷入赤字扩大和债务增长的恶性循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因此打起了降息的算盘，这带来了政治主张影响美联储决策的案例。
其结果就是滞胀时期的来临。一方面，持续财政扩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弱；另一方面，通胀成为当时难以遏制的“猛兽”。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货币供应调节经济，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货币主义成为之后政策的基调。这表现为，列根政府推动供给侧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市场，同时，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加息应对通胀，帮助美国度过了艰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下政府角色的收缩，使得货币政策的角色日益显著，从而使得央行成为政策的主角。就此而言，货币主义的成功实践，造就了格林斯潘二十年美国经济“沙皇”的神话，也让保持央行独立性成为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信条。不过，随着格林斯潘卸任，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让货币主义理论出现裂痕，给了一生研究“大萧条”的伯南克实现政府大规模救市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机会。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和救市，让美国成功度过了百年一遇的危机。
不过，一方面，市场失灵的危机让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市场”难以自圆其说，使得财政政策重新回到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危机之后的长期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也让利率调节、流动性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逐渐失去效力。日本、欧洲相继陷入“零利率”、“负利率”的困局之中，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伴随着低增长，利率宜降难升但通胀几乎消失，同时债务持续扩张推动资产泡沫持续。
尤其是，日本的长期货币宽松都没能让其摆脱困境，成为世人怀疑货币主义理论的经典反例。事实上，日本当前走出“失去的世界”，除了货币宽松之外，财政政策加力推动结构性改革、推行“新资本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在本质上和伯南克推动的“货币+财政”的一揽子救市方案类似，都是财政货币一体化的政策路径。而且新冠疫情的影响，实际上也进一步加强了财政政策在整个宏观政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当然，美联储自身政策执行的失败进一步腐蚀了美联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包括特朗普在内，很多人指摘美联储的理由之一是美联储疫情后对高通胀的“进退失据”，不仅对高通胀没有预期和准备，在应对上也滞后，对于通胀的持续难脱干系。鲍威尔也因此被特朗普称为“太迟先生”。实际上，这种政策失控恰恰是货币政策长期“失效”的后果。一方面，长期低通胀、低利率使得货币政策空间受限，难以作为；另一方面，通胀与失业的背离，同样让其进退两难。
不久前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调整，放弃了导致政策滞后的“平均通胀目标”，而重新回到5年前的“灵活通胀目标”。鲍威尔反思称，彼时（5年前）美国经济处于“新常态”：低增长、低通胀、极为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利率长期接近有效下限（ELB）。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策利率在ELB停留长达七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若再遇衰退，利率会再次回到零附近，且长期受限，从而进一步压制就业与通胀，形成不利循环。因此，2020年美联储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制”，以确保在利率受限的情况下，通胀预期仍锚定在2%。但疫情后情况完全不同，经济重启带来40年来最高通胀。这是美联储始料未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令美联储感到意外的是疫情后通胀其实还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通胀与失业数据的背离让美联储左右为难。就此而言，逆全球化时代，通胀与货币之间的联系正表现出新的变化，货币与通胀之间的联系发生改变，通胀与就业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这让全球化时代的货币主义日渐“失灵”。其实，在疫情之前，无论是“国民基本收入计划”还是“现代货币理论”，都强调了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实际上都提出了财政与货币一体化的政策构想。在这种趋势之下，央行独立性的减弱也就是货币主义走向周期性没落的结果。无论导致什么后果，这或许是当前特朗普急于“一统天下”的政策基础。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如果说尼克逊冲击以反例的形式，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实践；那么，特朗普的举动，或许是货币主义理论走向周期性终结的开端。
最终分析结论：
为实现降息的主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政治化。这种威胁央行独立性的做法，除了政治博弈，还有着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随逆全球化潮流变化的背景，而这些正在推动曾经风靡全球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走向周期性的终结。央行独立性的衰落可能正是这一经济理论更迭的开始。一句话，特朗普的逻辑有其必然性，只是西方金融界何时承认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2025年8月31日的安邦智库每日金融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