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温持续升高、极端天气频发，人们正面临步步紧逼的气候威胁，但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的带领下第二度退出《巴黎协定》，甚至反其道而行，大力发展化石燃料。即将于11月10日至21日在巴西贝伦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气候变化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各国因绿色能源议程而濒临毁灭！”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猛烈抨击全球气候行动。

特朗普从不相信气候变化是个危机，早在首个总统任期，他就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尽管美国后来在前总统拜登（Joe Biden）时期重新加入，但特朗普今年1月20日重返白宫首日，就签署行政令宣布再次退出。

《巴黎协定》于2015年获全球195个国家和欧盟，共196个缔约方通过，目标是控制全球气温升幅，不让它高于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并力争实现更安全的1.5摄氏度目标。

《巴黎协定》达成至今的10年里，各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可从原本预测的4摄氏度降至约2.8摄氏度。不过，距离协定目标仍相当遥远，全球须加快向清洁能源转型。

可是，特朗普认为，《巴黎协定》局限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的能源发展，因此多次高喊“钻吧，宝贝，钻吧（Drill, Baby, Drill）”，大力推动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

虽然明年1月才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但特朗普已在国内外阻挠减排行动，意图逆转气候行动方向。

美国佛蒙特法学院荣誉法学教授兼环境法中心气候政策高级研究员帕伦托（Patrick Parenteau）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特朗普对美国的气候政策造成灾难性的打击，不仅废除气候相关法规，也取消太阳能和风能等项目资金，同时削弱气候研究。

7月初，特朗普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取消了清洁能源和电动车税收减免，国务院也裁撤全球气候变化办公室。

特朗普政府也撤回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承诺的40亿美元（约311亿港元），中止对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的资助。

他利用关税施压，促使欧盟向美国购买7500亿美元（约5.83万亿港元）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与日本和韩国等达成化石燃料协议。

特朗普也威胁加征税率和限制签证，迫使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把征收碳税的决议推迟一年。这项决议原本要求船运业为每年逾1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付费。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告诉《联合早报》，美国这一次“退群”带来的影响很大。

多国未呈自主贡献目标　欧盟内部甚至出现分歧

他说，特朗普的行动引发两个重要问题，即其他国家会否效仿，以及各国会否下调自身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尽管目前没有国家退出《巴黎协定》，但许多国家迟迟未更新或提交NDC，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NDC是《巴黎协定》的核心机制，各国承诺每五年通报国家的减排目标，但今年的呈报进度异常缓慢。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气候行动追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记录，截至10月底，仍有约131个国家尚未提交2035年的减排目标，包括向来积极倡导减排的欧盟。

欧盟此前设定目标，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6.25%至72.5%，到2040年减少90%。不过，一些成员国担心目标过于激进会削弱制造业竞争力，加重经济压力，因此经过数月谈判，仍未有结果。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还有三年多，加上欧洲政治普遍右倾，这将持续冲击全球气候行动，可能拖慢减排进程。

积极倡导绿化和减排　中国展露领导者姿态

反观全球排放量最大的中国，在9月首次承诺减排，计划到203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峰值减少7%至10%。

尽管欧盟批评中国提交的NDC力度不足，但李硕说：“中国设定的减排目标延续一贯较为保守的作风，以确保目标能够实现，但最终很可能会超额完成。”

在美国缺席、欧盟行动滞后的情况下，积极推动绿化减排的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展露出领导者的姿态。

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入高达1690亿美元（约1.3万亿港元），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最大市场，占全球融资总额44%。

伦敦独立能源智库Ember也指出，中国供应了全球80%的太阳能板、60%的风力涡轮机和75%的电动车。

李硕指出，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带动了绿色金融，而这个气候和经济议程的结合，在中国是非常强劲，且有韧性的，促使中国在全球气候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他说：“这样的结合，我们在欧洲没有看到，在美国没有看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看到。很多国家没有经济的推手，气候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政治问题，甚至最极端的，在美国是一个文化问题。”

特朗普退出气候行动，削弱了美国相关领域的发展动力。国际气候科学与政策研究机构Climate Analytics总裁哈尔（Bill Hare）向《联合早报》指出，除了在未来关键清洁技术领域丢失竞争优势，美国的更大损失是将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

中美两国的前任气候特使解振华与克里（John Kerry），于2021年至2024年任内，力抗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趋势，携手推进全球气候谈判，传为佳话。

但中美如今在应对气候挑战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也不再有类似的解振华与克里之间的默契，来团结两个大国，即将召开的COP30要超越地缘政治分歧、凝聚全球共识，恐怕将愈发困难。

美联邦政府多方阻挠　各州市自建气候防线

特朗普政府10月叫停数百个清洁能源项目并削减近80亿美元气候资金，但全美近半数的州逆势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与联邦政府展开拉锯战。

特朗普4月签署行政命令，明确指示司法部识别并干预各州可能越权干涉国家能源战略的法律与政策。

他抨击纽约州与佛蒙特州推出的《气候超级基金法案》是对传统能源企业的“敲诈”。这项法案旨在对石化企业过去的排放征收数十亿美元罚款。

然而，美国各州并未因此止步。自美国第一次“退群”时便成立、由24名州长组成的跨党派美国气候联盟（U.S. Climate Alliance），在地方和城市层面持续推进气候行动。

其中，纽约州今年9月启动10亿美元（约78亿港元）的可持续未来计划。州长霍楚尔（Kathy Hochul）当时说：“任何试图阻挠我们的努力，只会强化我们的决心，让我们更加团结。”

联盟成员在2023年实现净排放量下降24%，减排速度快于美国其他地区。未加入联盟的州和地区同年的净排放量仅下降16%。联盟成员在清洁能源就业、降低空气污染和灾前规划等方面也领先全国。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市长沃森（Kirk Watson）日前接受汤森路透基金会访问时说：“真正能推动改变的是次国家层面的行动和外交努力。我们正在证明，在联邦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不足的情况下，城市仍可以发展、繁荣和减排。”

美国官员很可能缺席来临的COP30，但沃森和其他美国市长已决定前往参加，重申地方政府在气候行动上的努力。

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下周在里约热内卢先举办地方领导人峰会，并新设“COP30城市与区域中心”，为各国的地方领导人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

地方政府推动气候行动成效有限

不过，美国气候联盟希望让地方政府掌握方向盘，引领美国重回低碳正轨的宏愿，不被看好。

帕伦托指出，少了联邦的资金与支持，美国地方政府在气候行动上必然受限。譬如各州不能在州界之外立法，也不能对州际贸易施加过多影响。

李硕也以火车比喻说，《巴黎协定》铺好了全球气候行动轨道，但在美国的“气候列车”上，虽有部分气候友好人士努力推动前行，火车头却早已调转方向，向后倒退。

特朗普政府打压气候行动　美企纷纷转向“绿色沉默”

特朗普政府的反气候行动是赤裸的，包括直接威胁，称会对付推进这方面工作的公司。许多企业因此走上“绿色沉默”之路，低调地推进可持续项目，参与绿色金融。

特朗普政府也在官网上删除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和数据，直接禁止公务员使用“排放”“气候变化”“脱碳”等字眼。

特朗普政府甚至扬言，要对推行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政策的律所和银行发起调查或诉讼，加大对服务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金融和法律机构的打压。

这促使许多投资者撤出美国的可持续基金。投资研究机构晨星（Morningstar）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从这些基金撤出的金额达到57亿美元（约443亿港元）。

为了避免被针对，许多公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80%受访企业正在调整策略，其中52%重新包装了公司的可持续政策，包括不再使用“ESG”一词。

卢耀群说，美国企业正面临经济风险与政治压力的双重夹击。“一些企业转而使用自然、生物多样性和韧性等新的替代概念，这些词汇目前还没有被政治化。”

虽然全球最大的银行业气候联盟“净零银行业联盟”已被迫停运，大部分银行也还在支持可持续项目。卢耀群说：“目前出现一个称为绿色沉默（Green Hushing）的新现象，意思是企业不再高调谈论气候或可持续议题，但仍默默落实相关计划。”

全球可持续投资势头强劲

“这种低调行事的趋势，在美国企业中越来越普遍。值得庆幸的是，全球的可持续金融依然保持强劲势头。”

据彭博新能源经济，全球去年对清洁能源的投资超过2.1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智库Ember的报告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超过煤炭，标志着清洁能源发展迎来重要转折。

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高级项目总监通科诺吉（Bella Tonkonogy）受访时说，去年全球新发电量中约90%来自可再生能源，且相关技术成本不断下降，使可再生能源比化石燃料更具成本竞争力。“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清洁技术投资正快速增长。”

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董事经理兼可持续发展与转型主管沙阿（Aniket Shah）也对未来的低碳市场保持乐观。他告诉《联合早报》：“不必太担心具体国家的政策变动，关键在于掌握全球发展方向，而气候与能源转型已成为重要趋势。”

卢耀群说，未来气候行动的领导者可能不再是政府，而是企业。“像微软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就继续在可持续领域发挥带头作用，从而推动气候行动。”

政治的风向瞬息万变，但清洁能源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正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能否反向推动各国政府实践气候政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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