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终极圣殿、被视为自由市场神话活化石的纽约市，经历了一场可能足以载入史册的地震。年仅33岁的曼达尼（Zohran Mamdani），一位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成员），在强大的民主党建制派和亿万富翁们的围剿中突围，赢下了市长选举。在曼哈顿下城那座象征着资本永不眠的铜牛雕像的注视下，被高房租和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纽约人，选择了一位发誓要冻结租金、向富人开刀、甚至由政府开办杂货店的年轻穆斯林来领导他们。

不禁想起，冷战刚刚以西方的全面胜利告终，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给出历史终结”的乐观论调。

此时，两位并非学院派主流的历史学家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他们合著的《第四次转折》（The Fourth Turning）中，极其不合时宜地抛出了一个有些荒诞不经的警告：“在2025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美国将穿越一道巨大的历史关口，其重要性堪比美国独立战争、内战，以及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灾难的风险极高。国家可能会爆发叛乱或国内暴力，地理上四分五裂，或者屈从于威权统治。”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预言落地的声音震耳欲聋。

曼达尼的胜选，这不仅仅是一次选举的意外，这是历史板块剧烈碰撞时发出的沉闷轰鸣。当最推崇资本主义的城市开始呼唤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和豪笔下的“凛冬”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比喻。

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在美国政治语境中曾经等同于政治自杀的词汇，如今却成了年轻一代的动员口号？矽谷最具哲学思维、也最具争议的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2019年发给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一封私密邮件中，极其冷酷而精准地解剖了这一点。这封邮件，比任何社会学论文都更直白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深层病灶。

蒂尔在邮件中写道：“当70%的千禧一代说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斥责他们愚蠢、自以为是或被洗脑了事……如果一个人背负太多的学生债务，或者住房极其难以负担，他就会长期处于负资产状态……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利益相关（stake），那么他很可能会转而反对它。”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性的丧失。

二战后的“美国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之上：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买得起房，养得起家，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这个契约让工人阶级成为了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但现在，这个契约被单方面撕毁了。

美国连续几届总统都出生在1946年，婴儿潮一代不仅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顶层，更通过房地产政策和金融工具，锁死了财富的向上通道。他们享受了战后繁荣期低廉的教育和住房红利，然后抽走了梯子，留给子孙的只有天价的帐单、不稳定的零工经济和日益攀升的国债。

当一个纽约布鲁克林的年轻人发现，他需要打三份工才能勉强支付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的租金，而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仅靠资本利得税的优惠就能日进斗金时，“资本主义”对他来说就不再意味着自由和机遇，而意味着债务奴役。相反，“社会主义”则意味着一张付得起的地铁票、一间不会被随意驱逐的公寓。

曼达尼的胜选，某种意义上，就是“无产”的年轻一代对老年金权政治的一次绝地反击。

在曼达尼胜选的同一周，美股正在由英伟达带领着冲向新的高点。曼达尼在竞选中提到了一个词：“Halalflation”（清真通胀），指的是他在街头感受到的、普通穆斯林社区连基本的清真食品都快买不起的窘境。这与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的股指和“强劲的宏观经济指标”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人们投票给曼达尼，不仅仅是为了他承诺的免费巴士，更是为了向那个冷酷运转的资本机器投出一块砖头。